南都：侦查机关反思冤案 递罪逻辑如何终结

　　近段时间，一批备受社会关注的争议案件陆续重启审查，包括浙江叔侄案、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在内的陈年冤案得以纠正。与此同时，最高法、最高检等法律部门频频发声，检讨冤假错案的炮制逻辑。日前，浙江省公安厅进行专题座谈，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刘力伟“首次系统反思杭州错案”。

　　应当说，这是在近期冤假错案密集平反背景下，由具体侦查机关出面的首次系统表态。值得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法律部门不再回避既有冤案，并试图破解冤案的制造逻辑。侦控审各方，依照法定授权作为刑事诉讼法律程序中的关键部门，其担负职责或有不同，但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要求而言，却是注定要彼此关联的。

　　浙江公安厅厅长刘力伟说，“不可能是一个人办，也不只是公安一家办”，言语中似乎还有些委屈的成分。客观来说，冤假错案的形成，多从侦查阶段便已开始，但随后的起诉、审判等环节，原本的监督、制衡设计无法奏效，代之以所谓“兄弟单位”的过度合作。错误一旦开始，便很难停下来，而且必须要通过更多的错误来遮掩、强辩，“一步错，步步错”，递罪逻辑就此形成。但追根溯源，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依然是诸多错误的开端，这一点也推不掉。

　　为什么刑讯逼供屡禁不绝，此中缘由并非仅是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或者全程录音录像未得到贯彻等，其背后存有深刻的制度逻辑。现行刑诉法已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做了不小的保留。只有“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属于绝对排除的范畴，而依据刑讯所得的口供，辗转再获取的物证、书证等派生证据，只有到了“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时才会被排除。这意味着在刑事程序中，对此种可能来源并不合法的“毒树之果”，怀有暧昧和宽容。

　　此外，刑讯逼供一度泛滥成灾的一个直接原因，“命案必破”以及“限期破案”所形成的行政压力不可谓不大。浙江警方试图在此问题上纠偏，依然强调“命案必破”，对“限期破案”则有修正，不再强求“当天破、当月破、当年破”的时间压力，并取消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

　　讯问环节全程录音录像，“也是在保护民警自己”，这句话从侦查机关负责人口中说出，别有一番滋味。此前，学术界、律师界以及舆论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呼吁，也一直在重申，全程录音录像对侦查人员的保护作用。让自证清白有扎实的证据支撑，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往往寄希望于用一纸证明(以及背后的“兄弟单位”面子)来否认刑讯的指控。

　　需要注意的是，在侦控审各方对待防止冤假错案的态度上，虽然趋向一致，却仍有认识的差异。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强调“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以此告诫法院系统“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但公安、检察机关在这一问题上，都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 “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既有思路，倾向于在此基础上对具体办案过程、程序做微调。个中差别虽可作为防范冤假错案大讨论的插曲，却也可能是下一步亟待统一认识的部分。

　　冤假错案的纠正过程，还人清白、给人赔偿之后，问责成为不可回避的关键。而今侦查机关也说“错案必纠，有错必罚”，但对陈年旧案的个人责任追究，如何经得住证据的考验，尤其是不能给人以放纵的观感，可能已经成为考验侦控审各方的最大难题。毕竟，被纠正的错案已有多起，但错案责任人被问责却依然鲜有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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