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想斌：城管如何告别“暴力形象”

　　原标题 [城管如何告别“暴力形象”]

　　时时处于舆论风暴眼的城管，亟须向“公共服务者”转型，这是毋庸置疑的命题。因为唯有城市管理转向公共服务，那么城管才有告别暴力形象的可能。

　　只是，让人不明白的是，近些年来城管自身在这样的转型方向上，也一直在做各种努力，一再改变执法方式，变着法地进行管理，比如跪地执法、围观执法、微笑执法、送花执法等等，但对于城管的形象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反而挂上了作秀的嫌疑。

　　进而，在不断改变的执法花样中，城管与小贩在街头的拉锯战一直没有停息，公众眼里城管暴力形象和被污名化也一直存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一直想改变形象的城管不能理解公众的“苛责”，就像公众不能理解站立街头的城管，为何总是要暴力相向。

　　这样的困惑，必须归结于城管与小贩冲突宿命的死结构成原因。以前一直有个说法，“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小贩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特征，他们大量存在，让权力难以控制。所以，需要有一种权力，能够把他们驱赶到一定区域内，实现管理的可能性——比如税收、卫生这些。但是，之前的管理手段都是分块管理，税务的、卫生的、工商的，没有一种权力能实现集中的管理，于是城管便应运而生，而这种执法叫“综合执法”。

　　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在全国第一个成立了城管队伍。从那时到如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客观地说，城管的实际情况与公众想象并不一定完全相符，也没有像舆论所呈现的那样“坏”。此前，有本书叫《城管来了》，是位网名叫“随风打酱油”的城管，用亲身体验告诉大家，城管是如何承担了“脏活、累活和苦活”的。但是，为什么人们还是喜欢把固有的刻板印象，把那些“野蛮执法”，作为城管形象的代言词呢?

　　这其中有城管打伤人、打死人这样刺激效应，对社会心理构成的强烈冲击，形成了城管形象的具象化符号。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城管在其执法过程中，城市的秩序被直观简单的约化为视觉的整齐与美化。而小摊小贩，在这种执法思维下，成了玷污城市美学景观的群体。那些一开始就被设定为“被管理者”群体的存在，直接威胁着权力构建的秩序视觉美。也正是在这种城管执法的前提预设下，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无论是自身心理还是权力现实都获得了一定的暗示和支持，进而野蛮与暴力便一直随着他们。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城管执法让矛盾的另一端——那些小贩与公众整体，质疑城管为谁而战的主体。至少都明白，暴力相向之下，城管不是为了城市真正的主人——社会公众而战。于是，在形象焦虑中，各地城管都改变执法方式，加强与小贩和社会的沟通，增强双方的相互理解，尽管这些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遗憾的是，它仍没有真正触动城管体制，没有真正改变城管执法权力行使的逻辑。这便是如今的结局，城管形象未能获得救赎，城管转向“公众服务”的角色从未真正从民心里起步。

　　经此，我们都要明白，城管真正的救赎之路，路径不在改变执法花样上，实质也并不在城管体制的存废之争。城管真正要从现在对人的管理转变成对事的服务，必须要从本质上回答，政府权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秉持怎样的理解，决定了政府会选择何种城市管理模式。

　　城管救赎，亦是如此。权力，永远都只是提供城市秩序形成与运作的基础，而不是去构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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