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盗窃主从犯的认定

　　共同盗窃主从犯的认定，一直是共同盗窃中的一个疑难问题。而正确划分主从犯，又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因而，深入研究和正确划分共同盗窃主从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共同盗窃主犯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又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的解释：“本法所称的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据此，主犯包括三种情况：1.在犯罪集团，起组织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2.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3.在犯罪集团或者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或者罪恶重大的犯罪分子。由于在盗窃罪中，一般不存在聚众犯罪问题，因而，盗窃犯罪主犯，一般只有两种情况，即：1.在盗窃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2.在盗窃集团或一般共同盗窃中起主要作用或罪恶重大的犯罪分子。下面分别就这两种主犯的认定作一些探讨。

　　1.盗窃集团中首要分子的认定。

　　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是组织、领导盗窃集团进行盗窃犯罪活动为首者，即盗窃集团中组织者领导者中的为首分子。所谓组织者，就是物色招募犯罪成员，发起犯罪者。所谓领导者，就是策划、指挥犯罪者。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是盗窃犯罪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组织领导盗窃集团的一切活动并主持分赃。因而，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一般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发起盗窃犯罪集团;二是领导盗窃集团的一切活动;三是支配处分盗窃集团成员的盗窃赃物。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盗窃集团首要分子时，要把盗窃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与盗窃集团的其他主犯区别开来。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是盗窃集团的主犯，但盗窃集团的主犯并不限于首要分子。在盗窃集团犯罪中，盗窃犯罪的骨干分子，重要成员和主要实行犯，都可以是盗窃集团的主犯。这就是说，在盗窃集团犯罪中，有两种情况的主犯。一是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即通常所说的首犯(为了便于叙述，下面称首犯)。二是其它主犯。划分盗窃集团中的首犯与其他主犯的标准是：在盗窃集团犯罪中是处于组织领导犯罪的为首地位的，还是处于主要地位。在盗窃集团犯罪中处于组织、领导犯罪为首地位的，则是首犯;在盗窃集团犯罪中虽然属于主要地位，但并不处于为首地位，则是主犯，不是首犯。

　　正确划分盗窃集团的首犯和主犯的界限，对正确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该条第4款又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这一规定看，盗窃集团的首犯和其他主犯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基础是不同的。首犯承担盗窃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主犯只承担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由此可见，划分盗窃集团的首犯与主犯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特别注意，二者不可混淆。

　　2.共同盗窃犯罪中其他主犯的认定。

　　共同盗窃犯罪中的主犯，除了盗窃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外，还包括在其他共同盗窃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从司法实践来看，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下列几种情况的盗窃分子，可以认定为主犯。

　　一是盗窃犯罪的发起者和操纵者。

　　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发起并操纵盗窃犯罪的，可以认定为盗窃犯罪的主犯。在共同盗窃中，要注意和查清盗窃犯意是由谁提出的，是谁操纵的，以便正确划分共同盗窃的主犯。如江某和马某盗窃案，汪、马均系当阳市人。1989年3月15日晚八时许，江对马说：“我到远安县找王南洋借摩托车时，他不借。我们今天到远安去把他的摩托车搞了去。”马表示同意。汪便驾驶雅马哈100型摩托车，携带螺丝刀、钳子等作案工具，马随车带匕首一把，二人连夜窜至远安县鸣风镇城南铝材制品厂，汪向马告知了王南洋摩托车停放在该厂营业室，并叫马进去偷，自己在外放哨，马到后墙将窗户齿扳弯进入室内，将王南洋雅马哈100型摩托车盗出，价值2600元。汪、马骑车返回当阳途中，被治安巡逻人员发现抓获。在本案中，汪某提出犯意，并将马某带入犯罪现场，告知停车地方，指使马入室盗窃，自己在外望风，因而在整个共同盗窃中，汪是发起者和操纵者，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尽管汪没有直接窃车而在外望风，这只是共同盗窃的分工不同，并不影响其起主导作用地位。

　　二是盗窃犯罪的邀约者和纠集者。

　　在一些相对固定的团伙盗窃犯罪中，盗窃分子往往都有长期盗窃犯罪的故意，一般不存在发动与被发动的问题，相互之间一呼即应。但在这些盗窃分子之间，其盗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程度也并不是完全相同，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不同，决定和影响共同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和作用。一般来讲，共同盗窃的邀约者或纠集者，是共同盗窃的积极分子和主导者，对他们一般可以认定为主犯。如邓爱武、方金玉、周文军等盗窃团伙案。在1996年8月至10月间，邓爱武先后四次邀约方金玉、周文军等盗窃作案，盗窃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2.8万余元。在本案中，由于每次都是由邓爱武进行邀约，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串连作用。因而，邓爱武在本案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主犯。

　　三是在共同盗窃中起主要作用的其他成员。

　　在共同盗窃中，不仅发起者、邀约纠集者，可以成为盗窃的主犯，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其他成员，也可以成为盗窃的主犯。如在共同盗窃中出谋划策、操纵盗窃犯罪的人，盗窃手段狡猾、盗窃技术熟练，在盗窃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在盗窃中特别积极的实行犯等。有些盗窃犯，既不是发起者，又不是纠集者，但被他人邀约参与盗窃犯罪之后，在共同盗窃中，特别积极和卖力，对促成和实现犯罪发挥了主要作用。对此，也应认定为主犯。

　　四是情节严重的教唆犯。

　　在教唆盗窃中，如果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情节严重，对他人实施盗窃起了主要作用的，应认定为主犯，如教唆品行端正的未成年人盗窃;对不想盗窃或盗窃决心不大的人，反复多次地进行教唆、怂恿其盗窃的;教唆并提供帮助或销赃的;教唆并传授方法或帮助隐匿而逃避打击的，等等。如 1992年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李某(男，22岁)在张某(男，42岁)经营的代销店前与张某闲谈时，见一包工头骑一辆日本本田125型摩托车驶过。张便对李 说：“把这车搞了去。”李说：“不好搞”。张便对李激将说：“你若 搞了这部车，我还买一部车送给你”。李又说：“搞了不好销。”张 某又当即表示，“你只要搞了我帮你销，我可以弄回枝江县老家去 销”，并向李介绍了作案地点。当月25日晚，李某见上述包工头 的摩托车未上锁，趁下暴雨之机，将该车盗出，然后找到张某，告 之车已经到手。张某即骑一辆嘉陵摩托车与李某上同将被盗摩托 车拖至县装饰布厂藏匿。张某又卸掉该摩托车牌照，并贴上装饰 画。之后张某又与李某一起将车骑到枝江等地销售未果。后因借 与他人使用发生交通事故，被公安机关扣押，其罪行败露。在本案中，张某的行为起了主要作用，应定为主犯。

　　二、共同盗窃犯罪从犯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可见，从犯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起次要作用者，一是起辅助作用者。下面分别进行简要分析。

　　1.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

　　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就是指起次要作用的实行犯。所谓次要的实行犯是对于主要实行犯而言的，是指虽然直接参与了实施盗窃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但所起的作用处于次要地位。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一般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被他人劝诱或纠集而被动参与盗窃;(2)在实行盗窃犯罪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3)没有实行盗窃犯罪中的一些关键重要情节，如撬锁和直接搬拿钱物人或者虽有实行，但属于协助性质行为;(4)不能主持分赃或分得赃物较少。

　　2.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

　　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实际上是帮助犯。所谓帮助犯是针对实行犯而言的，是指没有直接参与盗窃的实行，但为盗窃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的盗窃分子。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一般是指为共同盗窃提供方便、排除障碍、创造有利条件等。从盗窃犯罪的特点来看，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1)提供犯罪工具;(2)提供犯罪对象;(3)为实行犯带路，察看作案地点;(4)帮助实行犯调离财物监管人;(5)搬运赃物;(6)事前通谋的窝赃、销赃等。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主从犯时，对于盗窃团伙相互纠集、多次盗窃情况，主从犯的划分，应当采取逐笔审查，综合评定办法进行。遂笔审查，就是要一笔一笔的划分，确认在每次盗窃中到底是那一个人或几个人起了主要作用。综合评定，就是要把每一次盗窃的主从情况结合考虑，进行评定，不能以一次或几次的主从情节，认定主从犯。对于在共同盗窃中虽有为主盗窃的情节，但其为主盗窃数额在共同盗窃中所占比例甚微，仍是从犯，而不能认定其为主犯。

　　三、划分共同盗窃主从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多次盗窃团伙，应当注意划分多级或多级主犯，克服只有单级主犯的现象。

　　对盗窃犯罪，根据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可以划分三个等级。即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为一级，数额巨大的量刑幅度为二级，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幅度为三级。在团伙多次盗窃犯罪中，由于各成员参与盗窃次数有时并不相同，在各次盗窃中，所起的作用也各不一样。因而，就会出现在同一盗窃团伙中，适用多级量刑幅度的情况。有时就可能有多级主犯的现象。如赵某于1995年3月至11月，先后邀约纠集孙某、李某、周某盗窃作案六次，计盗窃现金及物资折款价值15000余元。1995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赵与曾一起打过工的张某(曾因盗窃二次被拘留)相遇，两人在交谈中，都谈到了各自的盗窃“收获”。张某便要求加入赵某的盗窃团伙，赵表示同意。下午，赵便约来孙某、李某、周某与张某相识。晚上，赵、张等五人到餐馆一起吃饭。吃饭时，张便要求赵选个地方晚上一起搞点钱。赵提出到两公里外的一个商店盗窃，张等四人都同意。后因下雨而未去。第二天，因赵妻要回老家看父母，赵便暗其妻一同回去。三天后，张得知赵巳出门，便找到孙某、李某、周某，提出找个地方搞点钱。孙某提出还是到上次没去的那个商店搞，张说太远，并提出就盗窃附近的某个体小商店。孙等同意。于是到个体小商店，张叫李、周分别在两侧望风，自己与孙某入室盗窃。张用起子撬门入室，又撬开屉锁，盗窃现金860余元。孙盗窃香烟四条，计算器一个，共价值150余元。在 95年12月下旬至96年元月上旬的二十多天里，张共邀约纠集孙、李、周盗窃作案四次，盗窃现金及物资折款价值3300余元。96年元月下旬赵从外地回家，张邀约孙、李、周设宴为赵接风，吃饭后因张某在酒店收银处行窃时，盗窃未遂，被当场抓获，其罪行因此暴露。本案五名被告共盗窃10次，总价值 18300元，其中赵为主盗窃6次，价值15000元;张为主犯4次，价值3300元;孙、李、周三人分别参与赵、张作案十次，各盗窃价值18300元。从本案五名被告之间的盗窃数额的差异和当地当时以5000元为巨大起点、20000元为特别巨大起点规定来看，五被告应适用两个等级的量刑幅度，即张某应适用第一级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赵某、孙某、李某、周某应适用第二级数额巨大的量刑幅度。在适用第多级量刑幅度的四个被告中，赵为主盗窃达15000元，占共同盗窃的主要部分，因而赵属于该级犯罪的主犯，其他三个被告为从犯。因为他们即在与赵共同盗窃中处于从属地位，也在与张共同盗窃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对张则不能作为全案的从犯对待。因为张只参与了部分共同盗窃，在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但他所盗数额只是较大，应在第一级量刑幅度内量刑，因而他就作一级盗窃的主犯。如果把张作为全案从犯，将会出现两个弊端：一是在理论上讲不通，因为他未参与全部犯罪，不应对他未参与的犯罪负责;二是会放纵犯罪，因为对张作从犯处理，事实上只能按照数额较大的从犯处理，即在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内量刑。张本来在四人盗窃3300元的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按照共同犯罪主犯承担责任的规定，应当对3300元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如果将其作为从犯，则应在一级量刑幅度内从轻或减轻处罚，这就会放纵犯罪。因而对张也应当认定为主犯。这就是在本案中同时出现双级主犯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样有利于正确量刑。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划分单级主犯、常把下一级主犯作上一级从犯对待，这是不科学的。

　　2.要划清盗窃从犯与胁从犯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盗窃犯罪的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盗窃的犯罪分子。所谓被胁迫，是指在他人的暴力、威胁或者精神强制下，被迫参加共同盗窃犯罪活动。可见，盗窃胁从犯与盗窃从犯相比，具有如下区别：一是在主观上，胁从犯是始终不自愿或者是不完全自愿参加盗窃犯罪的，具有被胁迫的性质，而从犯则是完全自愿的，而且一开始就自愿参加盗窃活动;二是在客观上，胁从犯是被动地偶尔参与犯罪，所起的作用较小，罪行较轻，而从犯则是主动的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罪行比胁从犯严重。因而，对胁从犯的量刑规定比从犯量刑规定要轻一些。

　　3.要克服只划分独人主犯的现象。

　　在司法实践中，对共同盗窃案件，有的在划分主从犯时，往往只认定一个主犯，即只把盗窃罪中罪刑最严重的一个罪犯确认为主犯，而把其中有些罪行严重本应作为主犯的罪犯认定为从犯，这是错误的。它忽视了主犯人数具有多元性。实际上，在主犯中，其罪行大小并不是一样的，也是有区别的。因而，我们不能只将罪行最严重的一个罪犯定为主犯，从而缩小主犯的范围，而应对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都定为主犯。

　　4.对于可以划分主从犯关系的，应当划分主从犯，对于难以划分主从犯的，可不勉强划分主从犯。

　　在共同盗窃中，主从犯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主从犯关系明确的;二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存在主从关系，但主从关系不够明确的;三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难分主从的。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对上述第一种情况都划分了主从犯，但有的对第二种情况则没有划分主从犯，而按其实际盗窃数额定罪处罚。如被告人赖仁俊、黄建华、兰久波、李平等人共同盗窃案件。1989年11月至1992年12月，上列四被告相互勾结，共同盗窃作案十二起，计盗得现金及物资折款价值6035元。其中被告人赖仁俊为主作案五起，盗窃价值3090元，参与作案3次价值1170元，单独作案一起，价值150元，分得赃物价值2000余元。黄建华为主作案三起，价值1625元，参与作案三次，价值4040元，分得赃物价值1400余元。兰久波为主作案一次，价值950元，参与作案三次，价值2300元，分得赃物价值760元。李平为主作案一起，价值150元，参与作案一起，价值760元，分得赃物价值150元。对上述案件，某法院合议庭在评议和判决时，没有划分主从犯。我们认为，这是不当的。本案中的赖仁俊为主盗窃3000余元，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分赃也是最多的，应认定为主犯。因而，本案是可以区分主从犯的。但对有些共同盗窃案件，确实难于划分主从犯，则应按各自盗窃的罪行进行处罚，不必勉强划分主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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