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而所谓自由，在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以云私也，甲之自由，当不以侵乙之自由为限，一涉毁谤，即负罪责。独至于公而不然，一党在朝执政，凡所设施，一任天下公开评骘，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达于何变。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两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而本案检察官起诉书：一百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早群众云云，皆成为紧急治罪之重要条款。此即中华人而互衡之，何度量之相越及公私之不明如是其甚耶!退一步言，如起诉书所称，信有罪矣，然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十一条，究视何条，足资比附耶?讥而言冷，骂而曰热，检察官究以何种标准，定其反对高下之弃数耶?要之，以言论反对，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其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也未见此项正条。本起诉书之论列，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此首需声明者一。

　　何谓行为?反对或攻击政府矣，进一步而推翻或颠覆之，斯曰行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以“左列行为，为必要条件。左列行为者，指现在之事实。……夫法律之事，课现在不课将来。”审判长郑重问过陈独秀：“共产党最终之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建设苏维埃否?”答云：“当然。”可见，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将来之事。本庭遗像昭重之孙中山先生，即倡言共产主义者也。特叮咛以示于众曰：“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民主主义第二讲)。”以故先生所持共产理论最透彻而流弊毫无。如谓将来之举动，当受刑事制裁，则以共产嫌疑先陈独秀而应被处分之人，恐非法庭之力所能追溯。若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绳之法律平等之谊，又焉可通?……是以行为论，独秀也断无科罪之理。此应申明者二。

　　独秀之开罪于政府者，非以其鼓吹共产主义乎?若而主义，由司直(指检察官)之眼光视之，非以其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乎?(检察官以紧急治罪法第6条起诉)如实论之，尤谬不然。孙中山先生之讲民生主义也，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第一讲第一段)其解释同党之误会云：“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下又云：“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云：“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综合前后所论，其说明民生共产相同及相质相剂之处，何等明切。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面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

　　(起诉书指控陈独秀“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言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

　　此即《中山丛书》求之，复如桴鼓之应，不差累黍。民生主义第一讲云：“资本家和工人的分之，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合，所以便起战争。最好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斯与起诉书中上述各语，论质论量，俱不知有何分殊。尤为彰明昭著者，同盟会之四大政纲，第四即日平均地权。即日平均，当曰分配，后有分配，其失必没收。没收者何?取之地主之谓。分配者何?给与贫农之谓。商人的垄断于焉消灭，劳工之冲突，于焉化除。中国传统至今之经济政治两种组织，如之何其不破坏乎?援冻征孙，本如一鼻孔出气，谓是言词背谬，龙头大有其人。尤有足资记住者，孙先生平均地权之策，至今迄未实行，其产以然，则曩述“共将来不共现在”一语，足为铁板注脚。惟其如是，故孙先生时时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语强聒于众。盖平均地权之业，须以革命之力成立，理势则然也。

　　其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2条及第6条，所渭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