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记者、当过编导、开过公司……年届不惑的赵建磊说,多年来他陆续换过多份工作,但坚持下来的只有打假,“对我而言,打假这事似乎有魔力,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这个舞台”。

　　谈起敏感的收入问题,他也不避讳:“这个圈子里,如果年收入能达到五十万元以上,就算很不错了。我还没达到这程度,不过也算基本满意。随着新消法的施行,圈里很多人认为,职业打假进入了黄金期。今年我争取勤快点。”

　　打假是件有魔力的事

　　赵建磊的第一次打假始于2000年。当时,他在北京一家大商场花几十块钱买了盘奥斯卡主题曲的VCD,他觉得光碟有盗版嫌疑。咨询了VCD的出版商后,得知他们确实没有出版过此光碟。历经投诉、起诉、协商,最终商场赔偿了他2000元。

　　首战告捷,赵建磊对打假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他告诉记者,十几年来,光是官司他就打了几百起。他曾挑战过未标明中奖概率的可口可乐公司,涉嫌非法添加夏枯草的“王老吉”凉茶,调料包未对辐照进行标注的康师傅方便面……桩桩都引发媒体关注。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社会缺乏认同感,流言蜚语比较多,难免会迷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干什么的。”赵建磊说,这几年,职业打假人群体壮大了,社会上也渐渐不再歧视这个群体,“对我而言,打假这事似乎有魔力。我在想,干一辈子也没什么不好。”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在超市购物的个把小时里,记者见证了这位“五星级打假人”火眼金睛的功力。

　　在一排玩具货架前,他开始驻足,目光盯住了货架最底层的一个纸盒,里面是辆“兰博基尼”遥控模型车,售价218元。他蹲下身,把纸盒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端详。不一会儿,他就笃定地告诉跟在他身后的《法制日报》记者,问题就在于外盒上标注的“本产品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针对的是企业,指的是企业在各项管理系统整合上已达到了国际标准,而不能宣传说是产品通过了这个体系的认证。”向记者解释完后,他毫不犹豫地把货架上陈列的同款模型车全部放进了购物车。

　　在运动器材区,一排锃亮的自行车车身上贴着“中国名牌”的标志。赵建磊告诉记者,国家质检总局已叫停了“中国名牌”标志的使用,最后一批“中国名牌”标志产品也仅限于使用到2012年年底。

　　在茶叶货架前,赵建磊指着其中一袋茶叶告诉记者,“厂家又犯规了”。原来,按照规定,茶叶需要在包装上标明等级,而这款茶叶无此项标注……

　　对于每种有“嫌疑”的商品,赵建磊都是三四份地买入,不一会,购物车里已是挨挨挤挤。

　　他说这不算什么,同一种商品他最多买过几十箱。“一般来说,买的越多,自然赔偿越多,从几千到几万元都有。比如一件皮大衣价格上万,买十件就是十几万,如果最后索赔成功,收入就很可观了。”赵建磊告诉记者。

　　打假的门槛在“门里面”

　　赵建磊说,作为一个合格的职业打假人,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而且平时不断加强学习,又要会调查取证,又要有一定的谈判技巧。

　　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常用法律,赵建磊是张口就来;质检、食药监管、工商等部门发布的各种文件、标准,他也烂熟于心。

　　“职业打假人并没有门槛,但并不是谁都能干好。”赵建磊认为打假人的门槛“在门里面”,进门以后才会发现,原来台阶那么高。

　　赵建磊介绍,即使职业打假人拥有比较专业的维权知识,也难免会判断失误,购买的商品会砸在手里;有时,有权部门对案件拖很长时间不处理,不予立案和调解。即使立了案,同样的案件,不同的法院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

　　有害虫才会有啄木鸟

　　赵建磊说:“有人叫我们‘啄木鸟’,我挺喜欢这称呼。有害虫才会有啄木鸟。啄木鸟吃害虫吃饱了肚子,树木也获得了健康。你会去质疑啄木鸟的目的吗?干嘛要去追究它吃虫是想饱腹还是想给树治病?”赵建磊说。

　　他觉得,职业打假人追逐经济利益无可厚非。这个群体的存在,客观上让假冒侵权现象得以减少。总体看,打假人对净化市场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绝对不能走敲诈勒索的弯路。“我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叮嘱自己要以法律为底线,永远别跨线。”赵建磊说。

　　几年来,赵建磊还打了很多场公益诉讼,比如2007年,他曾状告京石高速北京段违法收费。“将来你总会回忆,打假这么多年,为社会做了些什么吧?”赵建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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