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银行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历程

　　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根据1983年9月《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恢复建立的。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将其制度化。从1984年至2008年，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行了29次调整。在2006年至 2007年，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就多达13次，足见该政策工具对我国中央银行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性。如表1所示，详细列示了每次的调整时间和调整幅度。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的调整有一个十分显著的变化，即以2003年为界，1985年至2003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幅度比较大，最低也是1%的幅度(仅有1次)，调节次数并不频繁，每年仅进行1次调整，其中在1987年由10%直接上调至12%。在1998年3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直接由13%下调至8%，可见每次调控幅度非常之大。自2004年至2008年，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主要特点是：调整幅度较小，调整次数频繁，仅2007年和2008年两年，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多达19次，每次上调的幅度以0.5%为主。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可以说是中央银行使用的比较频繁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在最近两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次数非常之多。这不禁使我们思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原本猛烈、在一些发达国家“从不常用的政策工具”为何在我国成了“常用工具”?

　　3 我国频繁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原因

　　我国中央银行一直把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主要手段之一，且近年来频繁、大幅度地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7月到2008年7月已经调整19次，其水平从8%到了17.5%，创历史新高(1984年除外)。这不禁使我们思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原本猛烈、在一些发达国家“从不常用的政策工具”为何在我国成了“常用工具”?

　　3.1 由于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操作技术局限以及再贴现市场的客观约束，中央银行只能依赖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中央银行取消或弱化法定准备制度，那么，它就必须迅速地调整其他货币政策操作体系。我国自1998年以来，尽管恢复了公开市场操作并使其在中央银行日常操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增加而被动式地操作。此外，由于我国货币市场仍然存在着金融工具供给的结构性缺陷，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也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这直接降低了公开市场操作的有效性。再者由于中央银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市场利率大幅上升，当前我国 3%左右的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比之1.89%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成本远高于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且到期赎回的压力也在增大。加之我国再贴现市场交易因利率关系没理顺以及中央银行的被动地位也在逐年萎缩。因此，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目前我国中央银行所能采取的操作相对简便、主动且经济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3.2 近年我国金融体系中流动性过剩，银行超额准备较多，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有效操作工具。在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多的现实条件下，商业银行还持有大量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变现能力很强的高流动性资产，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回收流动性仅是浅层对冲，因公开市场操作的数量和进度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购买意愿，中央银行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一次性紧缩数量庞大的流动性，具有“深度”冻结流动性的功能，从而恰当地利用了其“巨斧”作用。按货币理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一剂“猛药”的情况对商业银行超额准备少而言是成立的，一旦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满足新的法定准备金比例要求，就必须收缩信贷、债券等其他资产，市场利率必然显著上升，对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但在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利用存款准备金工具是此特定条件下中央银行最为主动直接和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且在我国持续不断积累的流动性过剩情况下，每次小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并不是一剂“猛药”，而是属于适量微调。当然，我国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在技术上留有一定的间隔期，以便于金融机构有充分的时间在头寸管理上做准备。和加息这种调控工具比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既有助于抑制银行信贷的过度投放，又保护了银行的经济利益，且可避免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而诱发热钱入境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