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本体无救济并非危言耸听

　　1902年罗素发现了集合论中一个悖论，在数学界引起了震惊。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悖论差不多幽默了我们一个世纪。而在我国民事法律理论中关于生命权救济问题上也存在着多个悖论，但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轻描淡写，有的人无可奈何。

　　悖论一：命题A ：“生命权则非有死亡发生，不能认为受到了侵害，”[1]只有权利受到了侵害，受害人才可以请求救济;非A 命题：只有有生命的人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才享有民事权利和救济权，生命权一旦受到侵害，受害人已死亡，无生命的人是不能请求救济的。

　　悖论二：命题A ：权利受到了侵害都可以请求救济，无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权利;非A 命题：生命权受到侵害，死者不能请求救济，生命权不是真权利。

　　鉴于以上悖论，有的学者得出结论说：“私法在对生命本体的救济上是无能为力的”。

　　“生命权的固有特性决定民法救济之不能……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生命权的主体已死亡，死者无民事权利能力，所以无从取得权利以要求民法提供保护。在此情况下，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失去了保护对象。并且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为首要目的，而生命的丧失却是无法弥补的，……且生命也没有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2]

　　既然“私法在对生命本体的救济上是无能为力的”，为什么生命权在民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子呢?有的学者认为：“民法从抽象层面规定生命权，旨在健全人身权体系”，“民法仍应规定生命权为自然人享有各种人身权的基础，对整个人身权体系完整意义重大，缺失了生命权的人身权体系将是残缺而不周延的。故体系的合理性决定了民法对生命权仍应给予一般性的确认。”[2]

　　既然“民法从抽象层面规定生命权，旨在健全人身权体系”，又将怎样对生命权保护和救济呢?有的学者认为：“死亡公民的人格利益，应由公法来保护”。[3]“从社会的角度观之，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了社会利益的领域。

　　……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2]

　　既然“死亡公民的人格利益，应由公法来保护”，侵犯生命权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来源于死者近亲属自身权利遭受损害的事实。

　　以上便是在民法“悖论”下构建生命权的救济理论的基本逻辑，生命权本体的救济寄厚

　　望于公法。如果“公法救济”主要理解为对侵权人的刑事处罚，这样的救济除了对死亡魂灵的一点安慰，并无任何救济。死者逝也，生命不可回复，刑事处罚对死者逝去后留下的一大堆后遗症无济于事;况且公法上无严格责任，还有许多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公法也无能为力，如无刑事责任能力、无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意外事件中剥夺他人生命是也。“公法救济”的希望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