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采用“合同”之旨趣

　　立法受支配于一定的指导思想，并受相关程序制约，其内容更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精髓提炼。因此，法律规范要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合同诈骗罪用语的改变只是为了立法用语上的简洁性，还是旨在扩大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范围、拓展其包容性，与当时将要出台的《合同法》[1]进行全面的衔接呢?在统一的《合同法》制定前，已经有学者指出，“经济合同的概念不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较为重要的存在价值;而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区分标准也是很难准确界定的。因此，我国合同法不应采纳经济合同的概念。”{1}而且，这种观点已经被统一合同法所吸收。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刑法罪名的解释出台之前，就存在对第224条的罪名是应称“合同诈骗罪”还是“经济合同诈骗罪”两种不同的观点{2}。考虑到经济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的区别不明显，同时技术合同、涉外合同等没有包括在《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中，以及制定统一合同法立法的趋势，两院的司法解释均采用了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表明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不限于《经济合同法》之“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法》及《涉外经济合同法》之“合同”[2]。这样，统一的合同法规定的“合同”之内涵较《经济合同法》中的“经济合同”之范围在主体、形式和内容方面都作了扩大。另外，由于《合同法》对一些无名合同的补充规定，使得《合同法》中的“合同”的适用范围迅猛膨胀。可见，合同诈骗罪采用“合同”而非“经济合同”之用语，显然有与统一合同法相配套，使其更具协调性和兼容性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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