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法典化是国际私法立法的必然趋势

　　18世纪以来，法典一直是制定法的中心，在理性主义的指引下建立一个内部和谐一致、没有内在矛盾的法律体系，一直是法典编撰者们所追求的目标。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伸张与高扬，促进了18世纪并影响至今的法律的法典化运动。 受其影响，国际私法的立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向系统、全面的单行法和法典方向发展。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国际私法有了长足的发展，国际私法的立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的局面。从国际私法立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私法立法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散立法到集中立法的过程，呈现出法典化这一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国际私法最初的立法是将国际私法规范规定在民法典或其他法典中的有关条款中。例如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里，关于国际私法规范的条文有：第 3、11、47、48、170、999、1000、2123、2128等条。受其影响，奥地利、荷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墨西哥、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均采用这种模式。我国1982年《宪法》第18条、第32条，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1条、第10条，1986年《继承法》第 36条，1997年《民用航空法》第184条、第188条、第190条，1999年《合同法》第126条等都有国际私法法规的分散规定。分散立法式是国际私法发展不成熟的表现，是国际私法立法的雏形阶段。在国际私法发展初期，国际民商事交往不是很频繁，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较为简单，采用分散的立法形式在实践中不会造成困难。随着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这种立法方式逐渐暴露出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首先分散立法式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使得国际私法规范杂乱无章、凌乱不堪，既难找又难以适用，给理论与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由于分散式立法所制定的国际私法规范数量极为有限，调整的范围极其狭窄，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需要;第三，分散式立法一般都没有规定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国际私法。这些不足导致了国际私法规范适用起来极不方便，不能充分发挥国际私法规范在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作用。

　　因而到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专篇、专章式，即在民法典中或其他法典中单列一篇或一章集中规定国际私法规范。例如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 17条至第31条、1946年《希腊民法典》第4条至第33条、1948年《埃及民法典》第10条至第28条、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至 150条等专门规定了国际私法规范。相对于前一种模式而言，这种模式能相对集中、系统地规定各类国际私法规范。但是专篇、专章式规定国际私法规范的数量仍然有限，调整范围比较狭窄，有关的规定比较笼统，甚至某类法律关系往往只有一条规定，只用一个连接点。例如《德国民法典》总共只有24条关于国际私法的规范，只是对人的能力、禁治产的宣告、法律行为的方式、侵权的责任、婚姻的缔结、夫妻关系、离婚、亲子关系、继承等十种法律关系作出规定，对物权关系、合同债权关系等都没有作出规定。可见，采用专篇、专章立法制定的国际私法规范仍然存在着笼统、抽象的缺点，缺乏明确、详细、完备的规定，很难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大量复杂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要求。

　　20世纪以来，国际私法立法进入了法典化阶段，许多国家开始采用专门的国际私法法典系统地规定国际私法规范。这一立法模式的诞生，不仅标志着国际私法立法模式的飞跃，而且标志着国际私法立法逐步成熟。以国际私法立法模式的进步为契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国际私法立法的新高潮，并逐步形成了20世纪国际私法立法法典化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趋势。 采用法典的国家有奥地利、瑞士、匈牙利、土耳其、阿尔巴尼亚、波兰、前民主德国、前联邦德国等。尤其是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中的规定非常全面与具体。不仅规定了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则，还规定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国际破产和国际仲裁等内容，立法质量是相当高的，堪称国际私法立法的典范。国际私法的法典化是国际民商事关系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现代化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民商事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信息革命的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化，转向了以硅、电脑、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在新技术革命直接促成的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不断发展，国际经济贸易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范围更广，各种国际民商事关系越来越复杂。 传统的分散立法模式与专篇专章立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于是国际私法的法典化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