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两个问题的分析

　　(一)、本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诈骗的意义重大，它同样是认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67条规定可以得知，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其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主要区别如下：

　　1、二者的主观目的不同。民事欺诈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之侵害程度，比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要轻。民事欺诈要求的主观目的是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达到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也可能引起他人做出一定错误“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无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想法。其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自己却不履行任何约定的义务。“牟利”与“非法占有”成为了区分二者的分水岭。牟利说明侵害人的行为保持了合同的基本利益，间接或者部分侵害他人权益。而“非法占有”则是对整个合同，包括合同行为的否定，是在积极主观心态(非法且整体的占有)驱使下的直接行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内容的主观故意，而民事欺诈则仍是需要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的主观故意。

　　2、二者在客观表现上有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合同诈骗罪是积极作为的犯罪;而民事欺诈行为则既可以表现为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合同诈骗罪的预备阶段还可能构成其他犯罪，而民事欺诈不存在犯罪行为的问题。(2)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情节严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严重的危害程度。刑法并不是规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才被规定在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已经达到了需要由刑法来调整的程度;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尚未达到需要刑事法律规制的程度，仅由民事法律来调整。(3)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按照合同内容履行的事实。如果不法分子根本没有打算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且一开始就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就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果不法分子签订合同时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仅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就不能认定为犯罪。(4)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为了欺骗、隐瞒受害人，往往采用冒充合法身份来达到目的，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不法行为，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刑事理论关牵连犯理论去认定犯罪;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假冒合法身份，如果构成了其他犯罪，民事欺诈行为不能单独构成一项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意思表达，但因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属于民事纠纷调整层面的范畴。而合同诈骗罪是犯罪分子随着经济活动中合同的频繁，利用合同手段进行诈骗的犯罪。因此，刑事领域的合同诈骗犯罪往往和民事领域的合同纠纷联系在一起，难以辨别区分。这也是刑事领域与民事领域交织甚多的一块。笔者认为，要深刻的认识二者的差别所在，避免罪与非罪的错误认定，就需要对两者的行为人主观目的、行为人主体资格、行为人履约能力、行为手段以及其他因素深入分析。但是，这些方面均不是唯一的认定尺度，还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形成证据锁链，才能正确的区分二者。下面是笔者对解决此问题的看法：

　　1、行为人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本罪构成条件

　　在签订或者履行合同的实践中，往往能够通过行为人的主体身份认定出行为人主观目的所在，进而结合其他证据断定行为人是否存在犯罪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采用以下恶劣的行为冒充有资格主体，则应视为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他人产物的目的：行为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冒用出借单位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或者在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原企业承包头、租赁人用擅自保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被单位解聘以及被解除委托的行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

　　2、从判定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认定是否存在犯罪

　　判断行为人是否有履约的实际能力如同对行为人身份的考察一样，也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得出是否存在犯罪的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笔者认为，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反之则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与其财产状况、资信状况等密切相关。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是具有或者虽签约是不具有，但是在履约过程中具备条件的视为有履约能力。另外，行为人虽不能履约，但是有合法的担保，不至于令相对人完全损失的也不应认定为欺诈。且必须同时满足行为人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3、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在手段上有明显的区分。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一般手段是：(1)、无中生有，编造虚伪的事实。(2)、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3)、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通过这些手法，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非法占有。[[10] 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63][10] 行为人在这些行为中并没有返还财物或者履约义务的客观行为。而合同纠纷是行为人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变相或者部分履行合同，并没有使用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欺诈手段。合同纠纷的法律效果是导致合同无效，合同的相对人的救济方式是以缔约过失责任或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等民事手段得以补偿损失。

　　4、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

　　从签订合同后行为人有无积极的去履约也可能认定出罪与非罪来。若无犯罪故意，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在合同签订后，不会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有为了欺骗受害人的象征性行为。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主观动机，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合同签订后得到财物便一走了之，或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根本无行为的意思表达或者挥霍一空无力偿还，对于这些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5、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合同标的的处置也能一定程度表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欺诈行为。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财产仍未发生物权的转移，此时行为人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合同活动中的主观心理态度。因为，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的处置也必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