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保险经纪人现状调查
5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一纸《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使国内长期遭遇“冷落”的再保险经纪业务似乎看到了振兴的曙光。
《意见》明确提出,上海要“积极发展再保险市场”,“培育发展再保险经纪人,积极探索开展离岸再保险业务”。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由于离岸再保险市场高度发达的必要条件之一——再保险经纪人——的缺失,以及再保险经纪业务的发育不良,上海要想完成《意见》中的蓝图,显然不能一蹴而就。
值得欣慰的是,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此番有关上海再保险市场建设、再保险经纪人培育及航运保险等的研究课题,上海保监局已正式立项。
“由于航运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建设息息相关,因此保监局将两者合并起来进行研究,但要完成课题至少尚需两个月。”上海保监局统研处处长涂欣称。
但涂亦表示,目前国内,包括上海,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相比,差距犹如天壤。
10亿元:几乎被忽略的市场
据中国保监会《2008年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下称“《报告》”)的统计数据,以及本报记者的计算,截至2008年底,全国保险代理机构总数为350 家,比去年增加了28家,占保险中介机构的14.31%。虽然保险经纪公司实现保费收入245.34亿元,同比增长47.02%,但再保险业务类保费收入仅10.36亿元,尽管同比增长166%,但亦仅占到全国总保费收入的0.1%,仅仅占保险经纪公司保费收入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截至去年底,全国再保险和咨询类佣金收入也只为3.57亿元,实现同比增长21.43%,但仅占26.5亿元全部经纪业务收入的13.47%。
数据勾勒出的,显然是一个被忽略的、发育不良的业务市场。
对此,上海东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深再保险业务员金洁伟认为,导致国内再保险经纪业务发展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直接保险公司彼此间都非常熟络,因此很多项目都采用共保形式,并以此越俎代庖地解决了本应由再保公司完成的任务。
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邵从武则认为,尽管有的保险项目确实通过几家公司共保的形式部分替代了再保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保的背后没有再保险了。
“据我的了解,直保公司对项目进行共保后,一般能够进行合约分保的,就划入合约分保,如果不符合合约分保,同时风险又很大,那么就必须通过临时分保,尽快将风险转移出去,因此共保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挤占再保市场份额。”邵认为,直接导致国内再保险经纪市场不良发育的原因是,传统的再保模式使国内很多再保险经纪业务员没有一个平台。
传统的再保模式,即为需要分出保单的国内直保公司直接找再保公司,双方协商、定价再保业务,而绕开了再保险经纪人这一环节。
实际上,按照1995年6月颁布的《保险法》第101条规定:“除人寿保险业务外,保险公司应当将其承保的每笔保险业务的百分之二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再保险。”据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保再保险公司履行法定分保职能。
然而,目前法定分保已经渐渐淡出舞台,中再集团自身的承保能力也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分保需求,由此,直接保险公司为了赚取无风险的再保险手续费,或者直接找熟悉的再保险公司,或者则直接向直保公司分出再保业务。
“除非是保险公司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迫不得已之下才会通过保险经纪公司,让其到全球再保险市场去寻找再保险商。遗憾的是,由于国际再保险经纪巨头们已历经一百多年发展,而且数年前就已进入国内,因此中资保险经纪公司在再保险业务上要与外资竞争,就好像螳臂挡车。”邵称。
一家外资保险经纪巨头再保险部人士透露,目前外资保险经纪巨头凭借长期积累的渠道优势、信息优势和人才优势,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再保险经纪业务。
这些公司主要包括,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怡”)、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下称“韦莱”)和达信(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下称“达信”)。他们分别是全球三大保险经纪巨头——美国怡安保险集团、英国韦莱集团和美国达信集团——在中国的控股或独资公司。
“圆桌规则”:200人游戏
尽管目前全国保险经纪机构已多达350家,但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家专业而独立的再保险经纪公司。
按保监会相关规定,保险经纪业务资格包含了再保险经纪业务资格,反之则没有。因此,如果只申请再保险经纪资格,那么再保险经纪公司无异于自缚手脚。金洁伟分析,“因为尽管未来国内再保险经纪业务潜力巨大,但当…
由于各种原因,如果只依靠再保险经纪业务,那么一般的再保险经纪公司肯定无法生存”。
据记者调查,目前国内从事再保险经纪业务实体主要以三种方式存在,再保险公司、直保公司的再保险部,以及在前两者之间起到业务介绍、咨询和对再保合约进行定价作用的保险经纪公司的再保险经纪部。
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现有的350家保险经纪公司中,除去几家规模较大的中资保险经纪公司(如五洲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等)和外资公司已在内部真正成立了再保险部以外,其余绝大部分中资保险经纪公司都没有相关部门。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五洲保险经纪之所以设立再保险部,原因在于该公司就是以再保险经纪业务起家的;而华泰保险经纪建有再保险部,则缘于其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能够在中再集团的扶持下,在国内再保险经纪业务上分得一杯羹——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而一般没有资源的经纪公司,由于没有信息渠道,不了解行情,也就获得不了合约,所以就基本没有业务来源,如果这样的经纪公司成立再保险部,肯定得不偿失,一个员工年工资就要二三十万,怎么养?”上述业内人士称。
“其实,我估计在国内,各家经纪公司能做再保的人全部加在一块,做得好的也不超过200人。”邵从武直言,因此从根本上来讲,这还是一个稀缺市场。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要在再保险经纪业务上有所建树,业务人员必须精通英文,且对再保险技术和国内外再保险市场非常了解。
正是由于要求非常高,在目前范围不大的国内再保险经纪圈子里,业务人员彼此之间可谓知根知底。
一家外资保险经纪巨头再保险部人士介绍,目前,几家外资保险经纪公司中,达信在国内的再保险经纪业务员人数最多——包括市场、后援支持部门、理赔、财务等相关业务人员在内——约有二三十人具体负责再保险经纪业务。
而韦莱的企业管理结构则与达信不同。其再保险部财务、理赔人员全球都统一在一处地方办公,且不在中国,中国再保险业务团队纯粹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因此要比达信要少,仅七八个人,亦少于中怡。
“在外界看来,这些人相当神通。但熟稔这一领域的人都知道,这些再保险经纪精英们其实在业务开展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只有‘贵族’参与的圆桌规则。”业内知情人士透露。
他所谓的“圆桌规则”,即是在国内,只有比较活跃、受到业内认可的再保险经纪人所签的字、介绍的业务,国际再保险巨头才会比较信任。因此从某种程度讲,国际再保险巨头认的是人(who),而不是保单(what)。
由于再保险经纪人彼此熟悉,而且跟保单分出公司非常熟络,因此“保险公司手头有一些什么合约,正在新建什么合约,大家都比较清楚,因为圆桌范围内,信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透明的。”前述人士称。
一旦了解到有再保分出公司意欲分保,再保险经纪业务人就与其接洽,提出建议和意见,帮助其做一些数据分析,直保公司一般通过再保险经纪商的方案、手续费率等敲定最后签约者。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一至两家经纪商完成一个分保业务。
“费率在圈内非常透明。”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再保险业务员透露,“费率高低与保单能否顺利分出去直接相关,一般而言在2.5%一线。”
该业务员介绍,目前国内大部分再保险业务都被分到了全球几个离岸再保险中心,如新加坡、伦敦和百慕大市场。
寻找“上海引力”
“目前国内,包括上海在内,在再保险经纪人培育和发展方面,仅仅处于含苞待放阶段。”邵从武说,“有‘苞’了,是说各家经纪公司有开展再保经纪业务的人,但数量很少,而且接不到业务。”
不过邵亦很有信心,随着于中国未来核电、航天航空等方面的重大项目越来越多,再保险经纪市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对于上海此番“两个中心”建设的正式定音,邵从武表示,肯定会带来许多大的项目建设,这需要配套很大的投入,其中肯定会有很大的风险,“为了把风险更快地转移出去,相关公司直接跟保险公司谈,不一定能拿到最好的条件和价格,这就有必要引入经纪人——这给上海培育再保险经纪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育土壤。”
显然,中介发挥的作用,就是将一个本身不平衡的市场,变成平衡的市场,破除信息不对称。
上海的优势,除了国家的政策扶持外,还有保险公司主体较多,以及整个城市的金融意识较强,市场环境较优越等。
然而,相对于优势,上海要实现《意见》中的保险业发展目标,各方面的劣势亦显而易见。
首当其冲的是,直保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主体数量,与一个真正完善的离岸再保险市场的要求相去甚远。
由于北京具有政策信息优势和更多的政策优惠,很多直保公司的注册地选择在北京。与此相应,为与直接保险公司总部进行业务接洽,许多国际再保险巨头的国内分公司也都进驻了北京。如,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法国再保险集团等的分公司都在北京,而进入上海者则只有劳合社、科隆再保险公司等。
不容忽视,目前严重制约着上海再保险市场建设、再保险经纪公司培育发展的因素是,上海没有在税收优惠等方面出台相关措施。
对此,前述外资再保险经纪公司人士称,新加坡之所以能建成亚洲地区的再保险中心,除了语言的天然优势外,另一重要因素是新加坡政府在汇率上有很多优惠措施,如在税收方面,没有营业税,只有税率较低的所得税。
“更重要的是,相比新加坡市场,上海在再保险承保的技术问题及承保能力问题上都要逊色很多。”该人士说,“在新加坡再保险市场,再保险经纪人非常多,新加坡政府靠一些优惠政策,不仅仅吸引了本地的再保险经纪人,很多公司在新加坡注册后也成为了再保险经纪人。”
税收优惠或破题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就曾提出过再保险中心建设的构想,但最后却因为迟迟不见配套政策,所以最终不了了之。金洁伟不无遗憾地说。
此番上海显然不愿意再次失去机会。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在正式对“上海离岸再保险市场建设,培育发展再保险经纪人”相关研究课题立项前后,上海保监局已多次与相关保险市场主体进行座谈和调查,以便收集相关信息。
例如,上月底,上海保监局就曾召集了慕尼黑再保险、瑞士再保险、劳合社等一些外资再保险公司,以及韦莱等保险经纪公司进行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保监局打算以航运保险为抓手,希望在洋山港保税区建设一个离岸再保险中心。”一家参会保险机构人士透露,“会议涉及的议题包括,各公司对这个提法有什么期望;各家公司充当的角色;如果建立这样一个离岸再保险中心,各家公司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机会等。”
参会保险机构提出,上海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必须要出台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首当其冲的是减征营业税,如果能够在这方面给予优惠,就会产生较大吸引力,因为毕竟再保险业务营业税降低一个点,那么再保险协议价格也随之降低一个点的话,就会产生很强的竞争力。”上述参会机构人士建议。
上海保监局统研处处长涂欣向本报记者确认:“上海在离岸再保险中心、再保险经纪业务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法律,以及国际惯例等方面条件都不够,但我们提出,依托洋山深水港来做离岸再保险市场,并在未来试点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外汇管理(人民币结算业务),吸引更多的再保险主体驻扎其中。”
另外,亦有人在座谈会上提议,上海应建立一家商业性的再保险公司,以便使国内再保险市场更加市场化。但是,监管层对此提议未置可否,且至今亦未见具体动向。
除此之外,邵从武表示,上海要建设离岸再保险中心,必须大力发展中介机构,即发展再保险经纪人。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介,而是高端中介,因为再保险市场本身就是高端市场,因此这些高端中介开发的是保险公司再保协议的非现成产品,非格式化文本,非标准化产品。”邵称。
而对于目前很多国内再保险经纪业务员被排斥在“圆桌规则”之外,邵提议,一个解决的路径是,先在再保险经纪方面跟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合作或者合资,中资合作方可以在国内拿到业务,然后在再保险经纪业务方面利用外资同行的经验和渠道,借助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在海外影响力,把再保合约分到国外去。
“中国再保险经纪业务员在国内能够火拼客户关系,但却找不到好的再保公司,他们都在伦敦、新加坡、美国和香港,那你怎么跨出去?”邵称,“你不能上这个桌,那么就去找这桌上的人,跟他好好谈,‘我们合作一把’。有过几次好的合作经历以后,你就会被大家接受。这样一来,你就会逐渐成为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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