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是为了规范和保障人民法院能够正确、及时的审理行政案件，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国家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法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原告、被告、代理人等)进行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准则。它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方面的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参加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各种法律规范，是现代国家据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从而根据宪法的规定制定的一部程序性法律。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2014年11月1日表决通过了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5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新华社受权播发了这一决定。这是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制定后作出的首次修改。

　　受案范围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

　　最新行政诉讼法全文司法解释

　　专家析修改后行政诉讼法：“创新”手段解决难题

　　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作出的首次修改。

　　充分吸收司法解释的内容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下称新法)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经过检验比较合理的内容吸收进来，数量不少。比较重要的是原告资格和证据方面的规定。

　　原行政诉讼法第24条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是：“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这似乎不是一个完整的规定，因为还要看“本法”其他规定才能确切地知道原告是什么资格。因此，司法解释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新法则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与司法解释内容相同，但写法上更明确。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也是诉讼中技术性很强的部分。行政诉讼法在20多年前就作出了全面却相对原则性的规定，就操作性而言还不能满足法院审判的需要，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既有《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也有《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证据规定》)。新法吸收了司法解释最基本的内容。如原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解释》进一步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就解决了诉讼程序中，被告不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证据如何认定的问题。新法除保留原行政诉讼法“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一规定外，还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显然，新法吸收了司法解释的内容，但考虑到涉及第三人的情况，因而规定得更为细致。

　　另外，《证据规定》关于“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的规定也被吸收到新法中来。

　　“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上述关于证据的规定均源于司法解释。

　　还有一个对于诉讼来说很重要的规定，就是行政诉讼的除斥期间，新法也吸收了《解释》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针对现实问题开出新的“药方”

　　新法新增规定是针对当下行政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所采用的“创新”手段。行政诉讼存在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合性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司法体制本身的问题，进而言之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简单地通过修法得到解决，但新法竭尽全力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挖掘，力图最大限度地解决行政诉讼的这些问题。

　　(一)针对立案难，新法规定了“登记立案”，事后发现不属于立案范围的，裁定不予立案，以解决当前该立案不立案、该出裁定不出裁定的问题。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投诉，上级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不仅如此，新法还规定：“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这些规定从技术上把能堵的窟窿都堵上了。

　　(二)针对审判难，新法作出如下调整：

　　跨区域管辖。审判难往往是受到地方保护等因素的影响，为此新法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也就是说，以跨区域管辖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

　　被告负责人出庭。法院对被告拒不出庭的，可提出行政处分司法建议。新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直接审查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中常见的争执是“文件打架”，即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因为双方依据的是不同的规范性文件。新法对此的解招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这一规定赋予法院直接审查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对于解决“文件打架”，依法对案件作出合法裁判有很大推动作用。

　　有条件地调解。为了解决审理难，新法虽然没有改变原行政诉讼法关于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规定，但又特别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而且规定，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行政、民事争议都要解决。在我国，行政机关不仅拥有广泛的行政管理权限，而且拥有对某些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权限，有些行政行为亦有可能涉及民事关系。如果行政审判只解决行政争议，将纠缠在其间的民事争议放置一边，对于当事人而言既耗时费事又不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新法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后面的这一规定打破了过去认为的先行政、后民事的思维惯性，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合理的。

　　(三)针对执行难，新法干脆规定了类似于国外“蔑视法庭”罪的罚则。针对各种干扰法庭审判和判决执行的行为，明确规定对单位负责人，法院可以对其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除了上述内容，新法还有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新规定，如将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将许可核发扩大到许可变更、撤回等所有环节，并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将确权决定明确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等。

　　详解行政诉讼法首修:将来如何民告官?

　　152票赞成、0票反对、5票弃权。11月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国家立法机关修改的第一部法律，也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首次作出修改。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如何破解“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问题?对于作为行政诉讼主体、客体以及主持诉讼活动本身的法院来说，新法的实施将给他们带来哪些变化?

　　扩大受理范围破解立案之难

　　2013年，“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立案数在近几年连续下降的情况下，又比2012年下降了5%，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向外界公布的数字。北京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则显示，近三年北京市行政诉讼立案率连续下降，平均立案率仅为30%左右。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行政诉讼立案之难。

　　在贺小荣看来，行政诉讼是三大诉讼中受地方因素影响最大的诉讼。在行政诉讼中，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干预司法个案的现象比较突出。而受访的多位基层法院行政庭法官也表示，很多行政诉讼案件原告诉状还没递到法院，政府部门“打招呼”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新法首先扩大了受案范围，将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纳入了受案范围。

　　“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再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是这部法在制度建设上的一个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认为，进一步明确列举可诉行政行为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不予受理。尤其是将拆迁、社会保障等老百姓最迫切期待解决的争议纳入可诉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新法还增加了一个“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兜底条款，一个“等”字为公民权利预留了“口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童卫东认为，法律规定中用了一个“等”字，可以看出微言大义，即有一些其他的权利都可以进来，为未来扩大行政诉讼法律保护的范围提供制度空间。

　　那么问题来了，受案范围扩大了，但法院碍于行政机关的压力不立案怎么办?新法对此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作为立案时的最后实施环节——递交诉状这个程序中，新法除规定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口头起诉外，还明确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关于‘登记立案’的规定是按照四中全会精神连夜修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表示，这对于立案难问题的解决有很大推动作用。

　　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行政机关如何保障法律的贯彻和实施?对这个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回应称，行政诉讼就是“民告官”，对各级行政机关来讲，首先要经得起“告”，这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切实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此次修改扩大了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确保各类行政行为都能够经受法律的检验。”夏勇说。

　　夏勇指出，行政机关还要配合“告”。这次修法在加重行政机关应诉法律责任方面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如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等。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更加积极地配合、支持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特别是行政机关内部要健全行政应诉的配套制度。

　　“对行政机关来讲，更重要的是要从源头上减少‘告’。”夏勇说，打官司对老百姓来讲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从根本上讲，行政机关还是要通过进一步做好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让老百姓满意，从源头上预防和消解行政争议。

　　跨区法院保障诉讼实施

　　行政诉讼法审理，不能直接代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决定，即使发现问题，也只能撤销原有行政行为，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决定，但很多行政机关在败诉后依然作出原有或相似的行政决定，由此可见“审理难”与“执行难”。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在立法目的中明确提出要解决行政争议，增加了调解制度，其中明确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

　　“原来行政诉讼不能调解，现在规定有关行政赔偿、补偿等例外情形可以调解，这对于解决争议将起到重要作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这就是说，对涉及赔偿、补偿、自由裁量的案件可以调解，为老百姓坐下来和政府部门协商解决纠纷提供了途径。

　　审理难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行政诉讼案件受到的干预多。由于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民告官也就成了烫手山芋，导致一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

　　现实中，往往是告哪儿的政府就在哪儿的法院起诉，这一做法，难以避免地方保护，由此出现了“审判难”。因此，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的调整是法律修改的一大焦点。

　　这次行政诉讼法修改调整了法院的管辖，对告县政府的案件统一由中级法院来受理;经最高法院批准，高级法院可以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管辖行政案件;最高法院还可以对行政案件进行巡回审理，为了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引入了集中管辖和提级管辖两种方式：一是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二是对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

　　姜明安认为“跨区法院”的规定是此次修法最大的亮点。他对《小康》记者举例解释道：“北京高法可以指定北京海淀法院受理西城区、朝阳区的行政案件。原来的规定只能是审第一审案件，现在把第一审去掉了，指定法院可以受理行政案件，实际上也可以受理第二审案件，可以摆脱地方干预、地方保护主义。”

　　而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介绍，将来会利用原来铁路法院的框架，把一部分行政案件，还有一部分与交通有关的刑事案件、与行政诉讼有关的民事案件，指定到原来的铁路中级法院或者是基层法院来进行管辖，现在正处在试点阶段。“这个法院不属于专门法院系列，又不是一个完全的普通法院，它是跨行政区划的一个普通法院。”

　　“这是解决司法公正，防止地方对司法进行干预的重要制度，也符合四中全会精神。”王振宇表示，“大家应该有信心，法院能够排除外来干扰，独立、公正地审判好行政案件。”

　　“民告官”的官司难打，即便赢了，判决却常停在纸上成了“空文”，这就是“执行难”。信春鹰说：“针对执行难，增加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责任，严格到可以拘留，这是空前的严格、空前的严厉。”

　　“对行政机关拒不执行判决的，原来一点办法都没有。”姜明安说，“现在加了三个办法：一是原来罚行政机关的，不痛不痒，现在改为罚负责人。二是不执行的要予以公告。在报纸上、在互联网上公布行政机关不执行，这比罚款还厉害。三是情节恶劣的，还可以拘留，这一般不会实行，但有一个威慑作用，一把剑悬在那里，基本上不用，但是能起到威慑作用。”

　　应诉工作纳入到依法行政考核

　　“只见民不见官”是“民告官”案件审判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数据显示，目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仅占一成多。许多行政机关都以委托律师出庭的形式应诉，而律师很难真正深入了解行政行为的背景信息和具体行政流程，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和纠纷的解决。

　　有分析认为，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不愿出庭，原因主要在于放不下身段，感觉“尴尬”、“丢脸”。尽管缺席审判并不影响法律效力，但却反映了一些政府官员漠视公众诉求的心态。在行政诉讼中，被告代表政府和公权力，而原告往往是公民个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官员出庭与原告平等对话，体现的是对普通公民和法律的尊重，不仅丢不了“面子”，还会保住“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