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审判实践有什么冲突？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 “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小孩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民法原则上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2〕。

　　现实生活中，对胎儿的损害主要是损害胎儿的生命健康，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侵害，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医疗领域，如产前检查、产前诊断、治疗以及分娩过程中;二是间接侵害，即侵害孕妇人身权利的同时，作为一种后果，间接侵害了胎儿的人身利益，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比如环境污染、对孕妇伤害导致流产等等。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胎儿所遭受的伤害大都视为对孕妇或产妇的人身损害。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母亲的利益都不能完全囊括胎儿的人身利益。因为胎儿的利益和母亲的利益不是同一个概念。胎儿的生命利益、健康利益等其他人格利益比较特殊，不但不同于母亲的利益，有时甚至与母亲的某些利益发生激烈的冲突(如堕胎问题)，如果不以胎儿自己的名义进行保护，就可能造成胎儿利益被母亲权利所挤兑〔3〕。事实上，如果以母亲的名义请求保护，则保护的周密程度也将大打折扣，根据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损伤致孕妇流产”只能属于轻伤，由此可见，对胎儿的保护力度是极其有限的。随着遗传工程学的发展，“试管婴儿”成功率的不断提高以及不断的完善，如何保护这些 “特殊”婴儿的利益，已经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当这样的问题为道德和情感等因素渗入时会变得更为复杂，使我们的法律无法再回避这样的问题。因此，要解决胎儿利益保护问题，必须从权利能力制度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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