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增设单位犯罪的实践意义

　　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虽然现行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仍然可以根据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只对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诈骗罪增设单位犯罪具有可罚性理论基础。

　　(一)从单位与其内部成员的关系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奠定了可罚性理论基础单位行为的事实中包含着自然人行为的事实，因为任何单位行为都要靠自然人来实施。即使是单位诈骗、杀人，由于单位不具有行为能力，其行为必定是需要自然人具体实施完成。但是自然人的行为由于其属于单位成员和为单位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而自然人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自然人犯罪，而是被单位犯罪行为吸收了。对于具有双重行为性质的事实，我国刑法存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双罚制，即将这种被单位犯罪故意吸收的自然人犯罪规定为单位犯罪，重点在于惩罚和教育单位犯罪行为，而自然人仅属于附带的刑事责任主体;二是仅惩罚自然人。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诈骗行为属于此种情况，确实存在单位诈骗犯罪故意，但是由于刑事立法中没有将单位纳入犯罪的主体，不能对单位进行惩罚。但是单位诈骗事实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然人诈骗行为只要成立犯罪事实，就表明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诈骗，具有单位犯罪故意的事实中包含的自然人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具有刑罚惩罚性。只是由于刑法典规定，不对单位进行惩罚，仅侧重处罚自然人。因此，自然人诈骗事实被单位诈骗事实吸纳的情况，不符合诈骗罪的主体要件而否认其构成诈骗罪的观点不能成立。

　　(二)从单位成员意志和利益与单位意志和利益的关系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具有可罚性理论基础单位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在于其意志相对独立性和与单位利益的相对一致性。首先，单位成员意志具有相对独立性。单位作为组织体，具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和行为能力，单位的意识和能力来源于单位成员的意识和能力，是其整体成员意识和行为的整合或升华。虽然单位成员的意识和行为通过决策程序被单位组织体的意识和行为吸收，而不是代表但成员的个人意识和行为能力不存在，同样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单位成员需要依附单位整体力量而存在，但单位成员意志尤其是起决定作用的单位成员的意识对形成单位整体一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单位实施具体行为过程中，单位成员具有相对自由的意识表示和行为选择权，具有一定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正是由于单位成员具有相对自由的意识和行为选择权，单位成员也因为其自身的选择犯罪行为得以犯罪化。体现在在单位构成犯罪情形中，就是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体现在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单位成员就因为自身行为的相对独立性而被评价为犯罪。其次，单位成员与单位利益具有相对一致性。单位成员为单位利益做出的诈骗、杀人行为，其中也包含着一部分自身利益所做出的，单位利益的实现过程实际上体现了部分单位成员的部分利益。

　　(三)从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奠定了可罚性实践基础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通过新旧刑法中司法解释的对比可以看出，旧刑法对集体、单位实施的诈骗等犯罪，是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虽然旧刑法典没有规定单位犯罪行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就规定对单位集体诈骗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为什么在新刑法中设置了单位犯罪可以成为部分犯罪的主体后，又不追究其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了呢?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即旧刑法没有实行罪刑法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做出这种司法解释。新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但又没有将上述司法解释吸收为刑法规范，故不能继续做出这种解释。然而旧刑法也只是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类推制度，而不允许任何人与任何机关作出一般性的类推解释。司法机关以前关于单位集体诈骗的规定既不是司法类推，也不是类推解释。可见，这是与罪行法定原则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上，新刑法颁布以后的一些司法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2002年8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以单位名义、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显然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行为，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可罚性;无论是从单位行为与自然人行为的关系看，还是从单位成员意志和利益与单位意志和利益的关系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具有刑法理论上的可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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