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案件是一件商品，你能保证它是用户满意的优质商品吗？

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应该坚持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弘扬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精神。作为一名还能勉强称为青年的年轻检察官，今天我也不想讲太多的宏大叙事，只想谈一谈，如何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弘扬五四精神。

在新时代，何谓爱国？就是要把建设一个美好国家的深切愿望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作为检察人，就是要思考如何把检察工作做好，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自己经手的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们都知道，办理案件没有绝对，没有人敢说我办理的案件就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谁会说我办的案子都是错的。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商业领域，曾有人就何谓优质商品提出过两个标准，一个是质量均匀的商品才是优质商品，另一个是性价比相当的商品才是优质商品。这两个标准的意思是，质量没有绝对的高低，同样的商品同样的质量就是优质，一件商品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同时又不至于让用户买不起就是优质。

套用到我们办案过程中，假如我们把一件案子当成是一个商品，把案件的相关当事人当作是用户，那么我们办理的案件要在什么情况下才是用户满意的优质商品呢？习总书记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真正对具体个案是否公平正义感触最深的是案件的当事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害人，如果他们能在这个案件当中感受到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对待，他们当然才会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满意，也才会认为这是办理优质的案件。

首先，我们所办理的案件必须是质量均匀的。

第一，相同案件作相同处理，类似案件作类似处理。虽然每一个具体的个案都有每一个具体个案的特殊因素，但类似案件上大体相当的处理是可欲的，并且也是可求的。

第二，对自己办理的每一个案件要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流程。我们办理案件要写《审查逮捕意见书》，要写《审查报告》，报告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固定的格式和要求，这并不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形式主义，而是一套标准化流程，我们有的同志并没有理解到这一点，所以在有的地方能省则省，能少写就少写，其实有的时候，你按照这个标准的流程和环节去认真撰写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处理决定是自然而然就得出来的，并没有那么的拿不准。

第三，虽然在司法办案中确实会出现那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相互对立的观点都能找到对应的依据和理由的情况，但一些参考指标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比如，不捕率、不诉率、捕后不诉率、捕后轻刑率、捕后无罪率，虽然不能十分准确的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同一个机关、同一个部门、同一个案件承办人所办理的案件，上述指标过高，或者忽高忽低，总是能反映一些问题，尤其是同一个案件承办人办理的案件，如果经常出现捕后不诉、法院要判无罪的话，我们能不能对他办理案件的质量打个问号呢？我想是可以的。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的品控问题，如果你遵守流程，又严格依法、合理释法，还不擅自枉法、滥权擅权，相关的参考指标必然不会太高，同时，类似案件也基本上能得到类似处理。

其次，我们所办理的案件必须是现有条件下能办到的最好的。

第一，保证每一个案件都体现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终身向往的价值追求，但是公平正义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受各种客观现实条件所约束。比如，一个案件被告人罪大恶极，但是苦于证据不足，你不能因为认为这个被告人罪大恶极，就因此不顾案件的证据而追诉之。又或者，案件出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还是不排除，捕还是不捕，诉还是不诉，这也不是像司法文件上规定的那样板上钉钉，这考验着每一个办案人的决断力，一个辛辛苦苦办下来的案件，就因为排除了一份证据造成案件的终结，即使不是我们检察官自己侦查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就看着侦查人员的心血付诸东流，也不愿意就眼睁睁看着这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逍遥法外。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也是需要保障的，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的非法证据，真的就是在追求正义吗？

第二，司法成本虽然不需要案件当事人，特别是被害人直接支付，但其实这是全社会所要支出的成本，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它的成本会分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上，因此，司法成本的投入不是漫无边际的。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要理性对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是每一个证据不足的案件都有继续侦查的空间和可能性，“疑罪从无”，有时候这个案件真的就这样没有了。

第三，要再次强调的是“在现有条件下能办到最好”。比如，我们在办案时要考虑，排除了非法证据，其他在案证据能不能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被告人“零口供”，其他在案证据能不能证明他有罪？被告人没有构成A罪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构成B罪？目光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往返，这不是有罪推定，而是作为一名检察官最基本的职业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