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构成犯罪的人，在被送到刑场或监狱前，必经刑事侦查、逮捕、公诉、审判等程序，而刑事侦查是惩治犯罪的第一道关口。这只刑事侦查之“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无疑，从一些冤案可见，刑事侦查程序可能让一个本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逃脱刑事惩罚，也可能让一个并未实施犯罪的人被冤枉，从而被非法剥夺生命或自由。然而，刑事侦查这只“手”往往是秘密进行的，自从犯罪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那刻起，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只有嫌疑人和侦查人员双方知道。但嫌疑人与外界隔绝，即使有话要说，也是徒劳。那么，这只刑事侦查之“手”就可能为所欲为，谁能监管、制止其越界行为？

　　法律赋予了一些机构和人员公权力，但是，公权力也并非无限制。也就是说，刑事侦查人员可限制犯罪嫌疑人自由，但是，在刑事侦查阶段，其生命健康权、名誉权不容任何人侵害。简单地说，刑侦人员有限制自由、讯问嫌疑人的权力，但是，没有殴打、辱骂等折磨嫌疑人的权力。

　　然而，正因刑事侦查是在秘密进行的，且相关制约机制并不完善，现有的制约机制也未严格执行，于是，刑侦人员的越界行为就在所难免。刑事上的冤案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无论是冤案的成因，都足以说明，刑事侦查之“手”真的该严管了，否则，冤案还会继续。

　　那么，谁能管住这只“手”呢？

　　律师、摄像头能管住这只“手”。从限制嫌疑人自由起，就应用持续开启的摄像头一直对准嫌疑人，这是一个极为忠实而关键的“证人”。它可能证明嫌疑人有罪，也可洗脱刑侦人员的违法犯罪嫌疑，更能保护嫌疑人不受非法侵害。同时，从嫌疑人被限制自由起，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的，就应允许律师介入，并主动告知其家属，委托律师介入，家庭困难的嫌疑人，则由司法行政部门指派援助律师介入。询问嫌疑人时，应请律师到场。总之，让嫌疑人处于特定的秘密场所，不能仅有刑侦人员和嫌疑人两方，还应有保持中立的第三方在场。目前，摄像头和律师是最佳选择。

　　本来，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可监督公安机关的刑侦行为，但是，检察机关的职务侦查程序，又由谁来监督呢？让其自己监督自己，既不符合规则，也难以服众，更难实施。因此，应有一个独立的机构监管刑侦程序。当然，这恐怕不现实。不过，法院也可管住刑侦这只“手”。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程序，法院应该保持中立，不能因为刑侦机关同属公权力，就偏袒其而歧视刑事被告人。对声称受到非法对待的刑事被告人，必须责令刑侦机关出示证据证明其未实施侵权行为。

　　于是，摄像头录制的音像资料、律师在场等证据，就成为证明刑侦机关清白的“证人”。同时，也是管住刑侦程序的那只“手”。

　　当然，能管住刑侦程序之“手”的，还有国家权力机关、政协、舆论等，这就需要他们依法履行各自的权力或权利，同时，一定别限制舆论之“手”，只要其并未逾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边界，其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不容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