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一：“常哄人”

“放心吧，公司会管你们的，你们不要找媒体、不要上法院，公司都会给你们解决好。”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工人在刚受伤的时候都吃到了雇主给的类似“定心丸”，但很多事实证明这些承诺多数带有哄骗性质。

　　小王说，他刚受伤时，他的雇主态度非常好，二话不说就支付了医药费，并承诺会好好解决赔偿等问题。可是在那之后，雇主的态度就逐渐冷淡下来，不但绝口不提工资、护理费、赔偿费等问题，还三番五次催促他尽快出院。

　　手段二：“拖拉机”

　　受伤工人遭遇的另一大难题就是“拖”。日前，在思明区一家水泥厂搞装修的工人小秦，在工作中不慎摔断了脊背。用人方只在小秦手术时托人送来了一万元。如今，小秦的伤势并没有明显好转，治疗费等已经超过了两万多元。用人单位表示走公司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曾承诺6月底给小秦一个答复。小秦望眼欲穿地等到约定时间时，却得到另外一个答复：公司还要继续研究，请等待。

　　“公司拖得起，我们拖不起啊！”几天前受伤的工厂工人小林说，“受伤时就需要4000元医疗费，但公司说程序上至少需要一周时间。我们没有钱，只能干着急。”

　　我们了解到，“拖拉机”现象似乎已经成为用人单位在工人发生工伤后的常用手段，而伤者的情况却往往是十万火急。即使比较正规、对工伤事故处理较为妥善的单位，也存在一些沟通不清、程序拖沓等问题。

　　手段三：“躲猫猫”

　　躺在一七四医院的病床上，正新公司的工人曾某依旧不能动弹。此前他的脚不幸被车间里的传送带卷断，胫骨断裂。本报介入报道后，除了手术费和医药费外，公司已预支了5000元供他开销。我们发现，因工伤而住院的工人还有不少，他们境况比曾长江差远了。

　　受伤工人老黄住在曾长江隔壁的病床上，他给我们看了他6月份受伤时拍的X光片。他右臂的骨头完全粉碎，医生说他的手臂可能再也无法弯曲。据了解，老黄在灌口一家工地上班，施工时机械忽然失灵，他从高处落下。事发后，老黄住进了医院，而其雇主却迟迟不肯出现。家人与其联系，对方总是推说“很忙”或者“在外地”。

　　住在该医院的另外几位工人，受伤后也因为用人方玩起了“躲猫猫”而一筹莫展。一些受伤较轻的工人，只得自己掏钱治疗。

　　法律缺陷：工伤赔偿程序繁琐

　　有的用人单位提出这些觉得受了委屈的伤者，完全可以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该赔多少就赔多少。但是，大多数工人并不了解相关法律程序。此外，相当部分受伤工人家庭十分贫困，连基本的生活都很难维持，更别说负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了。

　　工伤赔偿难主要难在以下方面。首先，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签劳动合同，有些人甚至没有工作证、工资条、出入证等证据。其次，工伤赔偿程序繁琐。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时劳动者应当提交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明，如果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农民工必须先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一方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提起一审、二审；认定工伤并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后，对工伤赔偿待遇有争议的，还需要先申请劳动仲裁，对裁决不服的，还要提起诉讼，所有程序走完一遍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此外，用人单位违法成本低也导致了工伤赔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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