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侦查人员看来，有被害人案件的背后必然有一个或多个犯罪嫌疑人。应当说，这种想法是好的，
但是……
一、想法好不代表结果也好
在侦查人员看来，有被害人案件的背后必然有一个或多个犯罪嫌疑人。应当说，这种想法是好的，侦查思路也没有问题，但是，好的想法并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
2012年9月10日，卢荣新所在的邻村发生了一起命案，28岁的邓丽被人杀害。随后，卢荣新被警方认定为凶手。
在侦查人员看来，当排除邓丽自杀的可能性后，一定会有一个或多个犯罪嫌疑人。要查明犯罪嫌疑人，必须将哪些最可能具有作案嫌疑的当事人筛选出来。那么，谁最有可能作案呢？由于此案是强奸后杀人，按照普通侦查人员的逻辑，犯罪嫌疑应当是男性，好色，性欲旺盛，那么，犯罪嫌疑应当是年轻力壮，未婚或丧偶或无性伴侣的人。凡是生活在犯罪现场附近的男性都是警方的怀疑对象，其中，包括被害人的丈夫。由于被害人丈夫是案发后第一个发现被害人尸体的人，也是警方的怀疑对象。只是经过调查，警方确认被害人夫妻关系良好，被害人丈夫品行端庄，才被排除其作案嫌疑。
根据现场勘验及调查走访的情况，警方认为犯罪嫌疑人就生活在被害人的周边，应当是被害人熟悉的乡邻。按照此方向侦查，卢荣新很快被纳入警方的视线。警方怀疑卢荣新作案的理由有：一是，卢荣新多年前与妻子离婚，性欲得不到满足；二是，卢荣新身上有多处出血点，卢荣新无法解释清楚；三是，技术人员从现场的凶器上提取到卢荣新的DNA，侦查人员认为找到了铁证,剩下就是如何让卢荣新承认自己有罪的问题。
二、DNA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近期，一些有影响的冤假错案都是依靠DNA平反的，从而导致一些侦查人员对DNA证据产生过度依赖的心理。在一些侦查人员看来，DNA是科学证据，是认定犯罪的铁证，只要在案件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DNA，就可以直接认定犯罪。实际上，DNA证据既是铁证，又是飘移的，脆弱的证据，关键是看DNA证据是在何处提取的，以及提取的方法是否科学，承载DNA的载体是固定，不可移动的，还是可移动的，飘浮的。
几年前，南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犯罪嫌疑人将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奸杀后，将尸体抛弃在被害人生前居住的楼梯走道上。侦查人员在被害人的乳房上提取到可疑的DNA，在许多人看来，被害人乳房上的DNA一定是犯罪嫌疑人遗留的。只要查明DNA的所有人，就能够查明真凶。通过技术手段，侦查人员很快查明了DNA的主人是张三，但是，张三却不是真凶。那么，张三的DNA为何会出现在被害人的乳房上？原来，犯罪嫌疑人杀人后，在楼梯上拖拉被害人的尸体，而张三是此楼梯的住户。由于经常上下楼梯，张三的DNA，诸如，唾液，皮肤分泌物不经意间遗留在楼梯上，当犯罪嫌疑人在楼梯上拖拉被害人的尸体时，张三的DNA就被转移到被害人的乳房上。
德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奇案：一名小区门卫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他人抛弃的避孕套，以备作案后栽赃之用。一旦强奸杀人，小区门卫就将平时收集的避孕套中的精液倾倒在被害人身上。如果警方按照DNA去排查犯罪嫌疑人，势必冤枉好人。
按照卢荣新的说法，案发后，卢荣新在现场看热闹。没想到的是，卢荣新的DNA不知怎么就出现在现场的锄头上。试想，如果卢荣新没有好奇心，没有到现场看热闹，他的DNA就可能不会出现在现场的锄头上。看来，热闹有风险，前往需谨慎。当然，如果警方能够按照公安机关执法化的要求，严格地保护命案现场，不让无关的人员接近现场，卢荣新的DNA应当不会出现在现场的锄头上。当然，现场的锄头究竟是何人所有？警方并未查清，不排除现场的锄头就是卢荣新家的，被害人借用后，犯罪嫌疑人再用锄头作案。
三、奔跑在路上的“不强迫自证其罪”
按照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但是，法律清晰明白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落地。原因很简单，在刑事侦查中，侦查人员首先看到的是犯罪结果：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侦查人员的头脑中已经形成有犯罪的理念，有罪推定已经在侦查人员的头脑中生根发芽，侦查人员必须在划定的侦查范围内找出一个犯罪嫌疑人。
一旦发现重点嫌疑人，警方就会将侦查的重点放在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相反，只能按照警方的要求老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才能获得从轻处理的可能性。在部分侦查人员看来，如果已经收集到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犯罪嫌疑人只有认罪服法，才是真正的悔罪表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合理辩解，在一些侦查人员看来也不老实的表现。
在本案的侦查中，侦查人员发现卢荣新的脸上、身上有多达28处伤痕和皮下出血点，卢荣新说不清身上的伤痕来源。据此，侦查人员合理怀疑卢荣新身上的伤痕是其作案时留下的，从而对其展开重点调查。当技术人员从邓丽干活用的锄头上提取到卢荣新的DNA，而凶手正是用它掩埋尸体的，更加强化了侦查人员的心理认知。在侦查人员看来，卢荣新就是凶手，否则，他的DNA如何会出现在凶器上呢？如果卢荣新说不清楚DNA为何会出现在锄头上，那么，卢荣新就是凶手。
四、忽略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是冤案的源头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不仅要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还要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是，基于侦查人员的角色定位----破案，查获犯罪嫌疑人，一些侦查人员往往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不愿收集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那怕，当事人及其家人主动提供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一些侦查人员也不愿意去查证、核实，甚至一些侦查人员为实现办案的目的，可能会刻意隐瞒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或者无意识地忽略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
本案中，一些有利于卢荣新的证据被侦查人员有意无意地忽略。一般来说，任何犯罪都离不开现场，只要当事人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就应当排除其作案嫌疑。由于卢荣新不是真凶，卢荣新及亲友提供了卢荣新不在现场的关键证据，只要侦查人员认真复核，冤案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受到有罪推定思维的影响及侦查利益的驱动，侦查人员对卢荣新及其亲友的合理辩解不予理会，更不去查证当事人提供的有利线索，而且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逼迫卢荣新自认有罪。
应当说，卢荣新冤案本不应发生，只是侦查人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才最终酿成冤案。
五、缺少奉献精神将无法为被害人安魂
刑事技术检验工作不仅枯燥，而且有害身体健康。如果缺少奉献精神，刑事技术检验人员不仅难以为被害人安魂，更难以为无辜者洗冤。
卢荣新案件的逆转首先得益于在被害人尸体上提取到一根毛发，经鉴定不是卢荣新的。但是，仅有此证据还不足以推翻原有的判决。经云南省检察机关的努力，卢荣新案件获得云南省公安厅的重视。云南省公安厅对邓丽遇害案件中的检材重新鉴定，从中发现了第三人，也就是本案的真凶洪树华。问题是，检材是基层技术人员提取的，基层技术人员已经对其检验过，为何基层技术人员没有从中检验出真凶？为何同样的检材由不同人员检验，结果就会不同？其中，固然有基层公安机关仪器设备投入不足等客观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不同技术人员的责任心与能力上存在重大差异。优秀的技术人员在检验中会穷尽一切可能，反复实验，不负责任的技术人员可能在实验中走马观花。由于工作态度的不同，同样的检材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六是，刑讯逼供是一切冤假错案的根源
有罪推定在一些办案人员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刑讯逼供在中国更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据网友爆料，成都有一位大妈，在家里抓到了老鼠后，将老鼠绑在了水杯上当犯人审问。视频中可以听到大妈“逼问”老鼠：偷吃我香蕉、喊你妈来赔沙发、还有没有同伙？对此，有网友表示心疼老。？
当一起刑事案件发生后，在一些侦查人员眼中，除了自己是好人，其他人看起来都像是犯罪嫌疑人，这其中或许有历史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文革”期间的专案组曾经总结出一套办案经验：“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后半夜里出成果，棍棒底下出材料，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按照文革时期专案组的观点，案件都是办出来的，办案的法宝有二：一是刑讯逼供，二是，有罪推定。文革专案组的流毒在一些侦查人员中仍然有巨大的市场，一些侦查人员认为“刑讯逼供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应当说，刑讯逼供确实能够破案，而且依靠刑讯逼供侦破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但是，唯独有一个理由说不通，不能将无罪的人打成有罪的人。警察不是神仙，他无法保证每一次的刑讯逼供都是正确的。基于不冤枉好人，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拒绝刑讯逼供，拒绝执法不规范的行为。
在卢荣新冤案中，卢荣新在公安机关做过8次供述，唯一一次有罪供述是第7次。但这次的录像只有图像，没有声音。据此，不能排除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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