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盘”，刻铭文183字，详细记载晋文公长女孟姬嫁楚史实。

“兽型铜觥”，商代盛酒器，香港1300万元拍卖，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调包，致拍卖流产。

西汉“彩绘青铜雁鱼灯”，另一种风格的“长信宫灯”，因其珍贵精美，文物贩子不舍出手，准备将其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

……

在山西太原，即将开馆的“山西青铜博物馆”，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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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陈琰泽

这是一座极为特殊的博物馆，不仅因为它陈列的许多文物都是“国宝重器”，更奇特的是，这其中的大部分珍贵文物还有另外一重“身份”——追缴回的被盗文物。

每件文物，都记录和诉说着一段尘封往事，此前它们星落各地，有的被不法分子私藏，有的流落国外，或将再难与几千年后的中华子孙见面，一些珍贵史实，或就此湮灭。

这些珍贵文物，每件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后世子孙文化自信的珍贵载体，都是中华民族文化根魂的组成部分。每件文物的背后，写满了犯罪分子的斑斑罪恶。文物追缴的过程，见证着办案民警的血汗与付出。

义樽（武王樽）

南征北战，余孽未消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早期人类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目前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5万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2处，位居全国第一。

考古表明，远古时代，山西南部曾是人类初曙的起源地，地下文物丰富。

但文物富集也产生了罪恶“伴生物”——盗墓。盗墓自古以来就不光彩，于今更为法律所不容。

一名老刑警打击文物犯罪30多年，他的回忆或可揭示晋南地区盗墓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建设路桥等工程中，不断有墓葬被发现，各种文物流出，做工的当地人开始尝到文物的甜头。施工队撤走了，“技能”却留下了，他们拿着大铲小锨奔赴各个可能出土文物的地方。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商品大潮的催动下，晋南盗墓日渐猖獗，“要想富，去挖墓”“全国盗墓，闻喜鼻祖”等顺口溜层出不穷。“当时在一些村子‘一户抓一个有冤枉的，隔一户抓一个就有漏网的’”，这名老刑警这样形容当时的“盗墓盛况”。

但由于当时法律不完善，挖了也就挖了。业内人士介绍，彼时法律规定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如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规定，盗墓当以盗窃罪论处，“往往罚点钱就算了”。

这个罪恶的行当中，一些人开始显露。代表者就是后来绰号“侯百万”“郭千万”“郑亿万”的侯林山、郭秉霖、郑晓林等。侯、郭是20世纪80年代停薪留职的侯马橡胶厂工人，勾结了广州等地文物贩子，从三两成群、鼠窃狗盗地盗挖古墓、倒贩走私文物，十年间发展成盗购销一条龙的犯罪集团，他们还和境外文物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大肆盗贩国家文物。

他们在晋南一带及周边省、市长期从事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的犯罪活动，致使数以万计的文物遭到破坏。价值连城的佛头、菩萨身首异处，珍稀国宝不断流失海外。公开报道显示，自1985年发现盗掘古墓以来，晋国遗址只要是公开发表过资料的地方，全部被他们钻探，内有制器和玉器的古墓，全部被他们洗劫一空，墓地景象凄凉。

针对这种猖獗的犯罪活动，山西省1995年组织开展了一场以晋南打击文物犯罪、晋北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中心的“南征北战”专项斗争。晋南“侯百万”“郭千万”为首的多个涉黑文物犯罪集团成员纷纷落网。侯林山、郭秉霖等多名首犯、主犯被执行死刑。侯、郭等犯罪分子落网后，港澳台及海外中国文物的价格一度猛涨。

但打击并不彻底，一批逃犯不了了之，盗墓和黑恶势力也并未真正消失。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跟随“郑亿万”的侯金发，作为“南征”重大文物逃犯之一，就是其中的“漏网之鱼”，之后他重操旧业。

兽形铜觥

盗墓贼霸占“考古新发现”

2019年3月，“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项目，因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位列其中。

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处于垣曲盆地、运城盆地、临汾盆地交汇的要冲之地，是古代从河南进入山西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亦是考古学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考古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以及灰坑5个。

专家点评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谁又知道，这个“考古新发现”竟一度被垄断在盗墓贼手中，5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中只有1座没有被盗。控制酒务头墓地的就是闻喜“盗墓黑帮”，其头目正是侯金发。

自幼习武的侯金发，20世纪80年代末因跟随他人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被劳动教养，后重操旧业，1995年被确定为“南征”十大文物逃犯之一。随后，侯金发与其兄弟、公安部A级逃犯、曾涉嫌倒卖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珍贵文物的侯金海再次招兵买马，以盗贩文物起家，逐渐发展形成以侯氏兄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他们公开开设赌场、吸毒贩毒、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梳理判决书发现，侯金发与侯金海等人自1993年起通过收编、豢养“盗墓高手”，抢占“墓葬地盘”，“流水线作业”，形成盗贩文物的罪恶链条。市场上一出“新货”，他们就千方百计打听到出货地点，暴力抢占，再安排豢养的盗墓贼去盗挖。酒务头墓地正是这样得来。

“2014年第一坑被盗，人们开始知道酒务头有墓，尤其是侯家，通过买通、摆平等暴力方式逼迫盗墓人员，一是要货，二是逼问从哪挖的。”专案组成员段林辉说，闻喜有个商代墓区，不少人蜂拥而至，犹如拾金。

相较于“前辈们”，他们的盗墓手法已经“升级”，从原来的洛阳大铲、小铲盗挖，发展成火药炸墓、持枪盗墓。个中“高手”依靠一根探杆带出来的土样和手感，就知道底下有没有墓以及墓的具体位置。

晋公盘

“黄金荣”垄断“国保区”

2006年，性格刚硬的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少华被排挤离开，2016年1月，张少华被调任闻喜县公安局局长岗位。3月份即开始带人秘密侦查侯氏“盗墓黑帮”的张少华，在山西省公安厅和运城市公安局的支持下，正式对其立案（“6.03”专案）侦查，逐渐揭开了这个巨型盗墓黑社会的面纱。同年6月3日，侯金发落网。

随着侦查的深入，隐藏在“盗墓黑帮”背后的“保护伞”、闻喜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景益民逐渐被揪了出来。

景益民被称为闻喜县的“黄金荣”。一些老民警回忆，景益民曾变相控制闻喜县公安局二十年，在其担任刑警二队副队长时，就能遥控公安局长甚至一些县市领导。在此情况下，景益民逐渐与黑恶势力勾结，黑白通吃，造成长期负面的影响，不少民警价值观扭曲，视其为“偶像”。“跟着景局长，吃香的喝辣的，有前途有奔头。”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景益民与侯氏“盗墓黑帮”头目侯金亮为发小，二人除共同经营酒店、开发房地产外，侯金亮在景益民纵容下，自2004年起长期担任缅甸百家乐网络赌博总代理，形成涵盖多省市的赌博网络，仅在闻喜县查实的涉案赌资就超过2亿元。“侯氏”还垄断了当地的毒品贩卖等市场，“闻喜县只要能挣钱的产业，侯家都要插一脚”，当地百姓一度“谈侯色变”。

为了保护众多的“国家宝藏”，闻喜警方专门成立了文物犯罪侦查大队，但在巨额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保护文物的民警竟沦落为保护犯罪的“工具”。

盗墓分子供述，盗一个墓至少需要两个晚上，第一晚探出来炸好，第二晚“清货”，这需要连续作业数个小时。为了绝对安全，他们便以每晚数万元的价格从相关人员手中“购买时间”，让民警巡逻时绕过作案区域。

法院审理查明，自2010年起至2016年，景益民在任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期间，为盗墓团伙、特别是黑社会骨干分子张成俊等人提供保护，安排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安吉、李晓东在值班巡逻时有意绕开盗墓地点，为实施犯罪提供保护。张成俊伙同被告人李福学、任清河等7人先后共同或分别结伙在闻喜县境内的国家级古文化遗址保护范围内和周边盗掘古墓葬26起，盗得青铜器等文物100余件。

在充当“保护伞”的同时，他们还“监守自盗”，亲自组织盗墓。景益民网罗了“南征”逃犯、“盗墓专家”李福学等人将国保单位、东周时期的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当成“自家后院”，据为势力范围，组织盗挖古墓11次13处，将所盗文物直接贩卖。

不良示范之下，不少民警纷纷效仿，组织团伙，盗墓发财。闻喜县公安局民警张选忠自2005年以来，组织参与盗墓团伙多次盗掘国家、省、县级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造成国家文物大量流失。

2018年9月，景益民、李福学、李安吉等人二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李晓东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至6年不等刑期及相应财产刑。

闻喜县公安局另一名副局长金勇，在分管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期间，为盗墓团伙能顺利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实施盗墓，安排人员提供帮助并分得赃款，大肆进行盗墓活动，共盗掘古墓葬14起16处，造成大量文物流失和古墓损毁，被判处无期徒刑。

兽首衔凤纹铜镈

流失一件器物，湮灭一段历史

“6.03”专案组曾追缴回来五只青铜鼎的碎片。专案组成员任宝申说，盗墓人员在辨认时说，其中一根鼎腿就能买一辆车。“盗墓时因东西太大，盗洞直径不够，出不来，就打碎了。”

“最可恨的就是盗墓时用炸药炸，好好的东西都给炸碎了，即便后期再拼到一块，也毕竟已经坏了。这对文物损害是最大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吴振烽说。

专家表示，盗墓致使珍贵文物流失，扰乱了完整的陪葬系统，而随着古代文化遗存的消失，一段历史或就此消失，直接影响专家们的研判和对历史之谜的解读。

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鸟尊”，因盗墓者使用炸药盗掘，致“鸟尊”尾部象鼻一段长期缺失，虽然后来找到但仍未原装呈现；晋国博物馆镇馆之宝“晋侯列鼎”，原本是“五兄弟”，现在分散在晋国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美国、台湾等地。晋国博物馆馆长孙永和说，2002年，5件列鼎和晋侯稣钟在上海“团聚”了一次，展完后又“各回各家”。

专家指出，一些重要器物上有铭文，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例如，晋侯稣钟上355字的铭文记载了公元前9世纪晋国第七代国君稣随周天子出征，并立功受赏的历史；子犯和钟被盗倒卖出境，后几经辗转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上面132字铭文讲述了晋楚之间城濮之战的历史。

与此同时，重要器物被盗，扰乱墓葬环境，割裂了文物语境，对研究丧葬制度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破坏巨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京燕在陶寺北墓地一座被盗的女性墓中发现了玉石器和动物祭祀掩埋层，这是在全国东周考古中首次发现，可惜墓葬被盗，丧葬制度的研究缺少了实物论证。“每座墓葬都是个整体，被扰乱后，文物就成了碎片，原生环境破坏了，第一手资料没有了。”谈及此，王京燕几欲落泪。

此外，小到诸侯国的研究，大到中国历史进程研究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酒务头墓地修正了学界认为晋南地区缺少晚商阶段遗存的认识。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清凉寺遗址对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重要意义，但是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盗掘。

蟠蛇纹建鼓座

“前进还有活路，后退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