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父母是一种不需要岗前培训就可以上岗，也从来不用担心下岗的“职业”。这样的说法，在当前未成年人引发社会问题不断突出、家庭教育问题逐渐暴露的背景下，引起社会的深思。对于当前家庭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发表了意见建议。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强调家长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并强调要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

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耿学梅、邓丽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家庭教育相关法律的议案。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报告显示，制定家庭教育法已被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三类项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计划于2020年启动家庭教育立法研究论证和草案起草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管养不管教”“想教不会教”，家庭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近年来，小到违反交通法规，大到校园欺凌、未成年人自杀和违法犯罪案件，未成年人在一起起案例中成为“主角”，引起社会深思。“为何未成年人会主导这样极端的案例和事件？”“在各方面对孩子的影响中，哪一环节出了问题？”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表示，一系列案例的背后，是我国家庭教育的落后与不足。

“过去我国对家庭教育重视不足，一些家长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家庭教育缺失或不当，对未成年人成长以及家庭、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发生一系列未成年人极端案例和事件。”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邓丽分析。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是教育领域的专家。他表示，部分家长家庭教育责任主体缺位，是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很多家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重知轻德，过于关注学习，忽视对孩子良好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培养，还有不少家长在引导孩子的心理健康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周洪宇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耿雪梅看来，在当前社会转型、家庭变迁、教育变革的外部环境下，家庭教育缺乏科学的、系统的、规范统一的指导管理服务支持体系，缺乏专业人才；各类家庭教育服务指导机构缺乏必要的准入机制和专业规范，开办质量参差不齐。“一般家庭尚且存在诸多问题，留守儿童、流浪儿童、农村贫困儿童、单亲儿童、重组等特殊家庭儿童的家庭教育更是难点。”耿学梅说。

周洪宇比喻，如果说今天的各行各业都已进入信息时代，那么家庭教育领域还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如果说目前的教育措施对社会的作用是锦上添花，那么推广和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对社会来说便是雪中送炭。“家庭教育领域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改革现有家庭教育局面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周洪宇说。

家庭教育立法“箭在弦上”

实际上，促进家庭教育领域工作已经受到一定重视。家庭教育被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年要研制家庭教育指导手册和家庭教育学校指导手册，针对不同学龄段设置课程、开发教材、举办活动，引导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要通过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工作体系。”

与此同时，有的地方已经就家庭教育问题展开一系列法制探索。比如，重庆、贵州、江西、江苏分别制定了《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贵州省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江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部分地区正在启动相关立法工作，如安徽省司法厅向社会公布《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这些地方立法中不乏亮眼的有益尝试和实践经验。比如，《贵州省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从强化政府主导地位和职能作用、发挥学校指导作用、调动社会广泛参与等方面促进家庭教育事业。通过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推进形成政府主导下多部门共同参与、确立议事协调机构、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等规定强化政府主导职责。《江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作出不能陪在孩子身边，也要有家庭教育；小孩受到家暴，公安机关将介入；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公益性家教指导；建立家长学校，定期组织活动等特色规定。

据了解，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除了计划于2020年启动家庭教育立法研究论证和草案起草工作外，已在今年赴广西等地就家庭教育立法开展立法调研。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中多次出现“家庭教育指导”的概念，但规定得都很原则。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两件修订草案时，吕薇、杨震委员都建议，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新规定，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家庭教育指导等展开专门研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制定相应的规划。

邓丽分析，一方面，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家庭教育被认为是私领域的事情，教育支持服务未被纳入公共服务。家庭教育工作推进缺乏必要的机制、政策和资源保障，存在教育质量水平不高、城乡区域发展不均、阵地建设滞后、经费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缺乏、部门联动统筹协调资源乏力等突出问题。加快立法将提升家庭教育地位、明确家庭教育核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规范家庭教育行为，从制度层面推进解决相关问题。”邓丽说。

另一方面，邓丽表示，家庭教育立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接续推进、配套衔接，是推进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

撑起家庭教育的“蓝天”，人大代表来“支招”

“以后管教孩子还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家住山东的周女士对家庭教育立法产生了疑问，而她的疑问在“家长圈”并不是个例。

对此，周洪宇指出制定家庭教育相关法律的出发点。“对家庭教育进行国家干预，不是要控制家庭，而是要为家庭提供系统专业科学的指导和全面充分多元的保障，为家庭特别是留守儿童家庭等特殊家庭提供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必要支持，用法律手段规范家长和教育服务机构的行为。”周洪宇说。

耿学梅认为，应尽快出台家庭教育法，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立法，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合作的公共治理框架，建立由政策、经费和机构支撑的家庭教育支持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强化家庭教育公共服务职能，规范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市场，让家庭教育迈入法治轨道的同时更富有公益性和专业性。

对于如何推动形成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络，耿学梅有一些思考。“应联合妇联、教育、文明办、民政、团委等部门协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明确部门职责，细化责任分工，确保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大教育真正发挥出‘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作用。”耿学梅说。

此外，耿学梅还建议进一步加强宣传，注重对家庭教育工作的理论创新。“比如，开展家长学校示范创建工作，充分培育、挖掘和提炼先进典型经验；树立典型并宣传优秀家庭教育案例，引导全社会重视、支持家庭教育工作；加强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家庭教育学科建设等。”耿学梅说。

全国人大代表籍涛从具体立法的角度提出建议。他建议，未来家庭教育法要明确立法目的、家庭教育含义、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明确家庭教育地位,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同发展；强化家长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规范家庭教育行为，对各类指导服务机构特别是市场化指导服务机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等在家庭教育中的职责任务，为家庭教育提供重要的支持保障；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家庭指导服务机构不履职或不当履职提出罚则。

周洪宇介绍，近年来，联合国以及许多国家日益重视家庭教育。德国、日本等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明确了家庭教育实施策略，普遍把促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当作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德国等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或成立“家庭问题委员会”等形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家庭教育体系。

如何促进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周洪宇建议：“一是要有明确的执行机构。比如，在教育行政部门下设立或成立专门机构来指导家庭教育活动；学校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参与单位，设置家庭教育课程。二是加强教育体制改革，将家庭教育纳入其中。要建立相关机构，配备专业人员；推动与家庭教育相关的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形成合力，构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络系统。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理论研究，更好指导家庭教育工作与时俱进地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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