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民政部原司长王振耀：解决儿童失管问题无法一劳永逸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个别儿童未能得到及时照应，引发公众对儿童保护问题的关注。今年3月14日，国务院就此发布工作方案，明确“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作为基层儿童工作者及时发现报告的职责要求。

　　今年，恰逢“儿童主任”项目诞生10周年。

　　2010年5月启动的这一项目，由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一手牵头组织创立。旨在将政策要求与孩子需求转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保障儿童福利、实现儿童保护，被认为是解决儿童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王振耀坦言，国内儿童保护即将迎来高速发展但任重道远，“我国甚至尚未制定儿童福利法，这是当务之急。”

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受访者供图

　　“孩子的问题不能希望一劳永逸”

　　新京报：

　　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些让人痛心的儿童失管事件，你怎么看类似事件出现的原因，日后如何避免？

　　王振耀：首先我要说的是，孩子的问题不能希望一劳永逸。从全世界经验看，即便在普遍认为儿童保护体系更加发达的国家，很多问题也是反复出现的。孩子不是教育完一代就结束了，总会有新生代出现，这是个循环过程。当然，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各类问题发生。

　　此次疫情出现的一些个别案例，比如青春期孩子自尊心强到没手机上不了网课，就可能自杀，这是成人思维所不能理解的。湖北黄冈还发生了因家人被隔离，脑瘫儿在家无人照料死亡的事件。监护缺失的情况下，孩子尤其是残疾、自闭症等特殊情况孩子的照料，需要非常专业，这不是一般政府工作人员能完成的。尽管是个别情况，也要引起我们对于儿童群体保护的关注和重视。

　　随后，民政部连续出台儿童救助保护相关通知方案，其中，“儿童主任要及时发现报告”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儿童视角关注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以说，儿童主任的出现，让“孩子的事”终于被提上日程。下一步，终究还是要提高警惕，健全这套儿童社工体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

　　儿童主任能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

　　王振耀：儿童主任其实是对接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角色，将政策要求与孩子的需求转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保障儿童福利、实现儿童保护。基层儿童事务非常复杂且细碎，谁来向政府反映儿童情况？谁来向村民普及落实最新政策？都需要儿童主任这样一个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主任不只是念念文件，更需要专业化。刚才提到的疫情期间的两起悲剧，就要有专业儿童社工来解决。再比如，最近进入夏天了，儿童主任想到的，应是周边区域是否存在容易导致儿童溺亡的水域，从儿童视角出发。

　　我们看到，儿童主任这一措施得到了地方经验验证，也得到了中央国务院认可，可以说是在学术界推动下一个成功的范例。

　　新京报：

　　为什么想到建立儿童主任这样一个项目？

　　王振耀：2010年春节，我作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行赴云南慰问困境儿童。入户时，发现一名困境儿童无法与其他小朋友一样玩耍，也没能入学。后来了解到这孩子得了疝气，邻居介绍在一家医院手术3次都没能得到较好治疗，手术费花了近3万元。

　　随行的州民政局同志问，为什么不去正规医院进行免费治疗？孩子家长回答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当晚我们开会一直到了凌晨，一致达成共识，儿童身边必须有连接政府与百姓的人，把好的政策送到有需求的儿童身边。

　　新京报：

　　儿童主任最初遇到过什么困难？

　　王振耀：可能是高校专业化协调机制建立的问题。儿童主任试点初期，用的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方式，由北师大协调五所大学的教授包省包村，社工专业教授分片分配责任承包。地方建立起体系后，然后地方政府部门社会都支持一块儿来做。

　　试点布局时候便基于此考虑，一个省选择两个县形成竞争；一个县选十个村，村之间竞争交流；而省与省之间也要竞争，形成一整套交流竞争机制，每年儿童福利周选拔优秀的儿童主任，同时再给予专业培训。

　　新京报：

　　地方儿童主任的成功经验中，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王振耀：有的。云南省盈江县有一对姐弟，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年幼时妈妈便离家出走。当地儿童主任杜赛芳对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在上学前帮他们解决了户口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低保、修缮房屋。现在孩子们的爸爸再婚，他们也有了新妈妈的陪伴。

　　疫情期间，孩子们的妈妈去缅甸探望外婆无法及时返回，爷爷生活不能自理，爸爸在福建打工。儿童主任在联系父亲及时回家的同时，连续18天到孩子家做饭照顾，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安全。

*云南瑞丽儿童主任组织的村居亲子运动会。受访者供图**

　　儿童主任职业化亟待推进 孩子受伤害应一小时抵达

　　新京报：

　　儿童主任既要承担行政任务，又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要拥有组织资源对接能力。对于基层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的人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王振耀：这就需要体系化的专业培训。儿童主任项目由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牵头，组织五所高校相关专业学者对口承担儿童主任进行指导培训。

　　我们的目的是推动儿童主任职业化，这其中最困难的就是知识体系构建。在儿童教育专业领域，目前我国只有早教的概念，尚未划分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这样的细分程度，但现实已经等不了了。因此，我们需要社会力量。

　　儿童主任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创新性的工程。联合国儿基会非常感慨，将我们的儿童主任称为“赤脚社工”，每个社区有专职做儿童工作的社工，这在发达国家也没有先例。在14亿人口的中国，儿童主任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既跟民政系统联系合作，接受其指导，同时按照高校教授指导完成工作要求，联系了近900个村居。

　　新京报：

　　儿童主任职业化将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振耀：职业化体系建设首先要国务院下文，不过我们的这个制度开始是民间倡导，因此先由社会资金给予儿童主任一定补贴。而后政府要形成机制，鼓励社会参与两到三年，随着公众对于这一制度逐渐认同，政府资金筹措完善，社会资金就可以慢慢撤出来。

　　有了政府出资，下一步就是加强培训体系、确定职业名称。我们想建立一个专业，叫做“儿童社工”，这样将来的儿童社工师职业化也能进入正轨。

　　新京报：

　　儿童社工体系如果建成，会是什么样的？

　　王振耀：国际上认同的标准是，儿童发生问题或受到伤害，保护力量一小时内可以到达。同时，必须要有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大量社工参与，且儿童社工组织足够发达，一定可以落实到每个社区，再结合行政指导等各方面的力量。我想这种情况下孩子们能受到很好的保护。

　　我国急需一部儿童福利法

　　新京报：

　　你认为，我国儿童保护发展大致分几个阶段？

　　王振耀：改革开放后我国很快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全社会动员起来，通过公安、司法等各个部门一起保护未成年人，这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随着经济发展，第二个阶段我认为是从2010年开始，给孤儿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孤儿津贴”，政府开始在儿童福利、儿童保护方面具体投钱，是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阶段，201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文件，这个文件下发之后，整个在国务院工作中工作体制中，不仅是原来有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接着就开始出现政策协调机制，明确要求民政部同几十个部委一同参加。

　　到2019年，民政部成立儿童福利司，专门负责拟订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收养、儿童救助保护政策、标准，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度。

　　新京报：

　　我国儿童保护方面有什么亟待落实的工作？

　　王振耀：近年来儿童遭家暴、性侵等恶性事件不断出现，其中多方反映，儿童受侵害后仍然在寻求保护途径上受限。

　　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急需一部儿童福利法，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日本1947年就有了儿童福利法，不能说全面照搬，但我建议在民政部2019年成立儿童福利司后，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保护孩子们未来生育、保育、幼儿教育等问题，加强这套体系建设。通过法律将各方面资源融合起来，我认为是当务之急。

　　新京报：

　　是否可以判断儿童主任体系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未来的方向又是什么？

　　王振耀：未来一定是高速发展的，这次疫情之后，我从政府听到反馈称，幸亏有儿童主任体系。我相信大家在儿童主任体系建设中也形成了一种共识。

　　从目前曝光的各类事件，我们看到城市儿童保护也不容忽视。在城市政府拿出资金投入相对容易些，我们想先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尝试，看能不能从发达地区摸索一些经验。这样可能带动农村形成城乡互动一套体制。

　　未来，我们可能会创造出中国特色的专业化儿童社工指导体系，有政府、社会、教育界等形成专业化知识体系。可能落实到社区，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儿童保护治理体系。

　　新京报：

　　这些年从事儿童保护工作，你总结出了什么经验？

　　王振耀：我自己的经验是，儿童保护体系性、机制性的建设非常重要。这些年来的经历证明，如果一个社区没有专业工作者，恐怕儿童的福利和保护政策就很难落实。其次，儿童的成长确实需要更有特色，不能仅是学校和家长教育，需要儿童之家、幼儿园等特色逐渐扩大，这就牵扯到我国软实力发展。此外，我们的福利政策落实需要有一定的体制机制和专业化改革，把政府政策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就是更加专业化，知识体系是个大问题。儿童主任的试验说明，如今的知识要转型，尤其是社会学方向一些领域要更多与实践结合，解决一线突出问题。在中国，我认为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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