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他是广州“最牛钉子户”。 现在，他还在辛苦开滴滴

　　墙上的时钟坏了，时针一直停在8点，但郭志明不用抬头就知道八点半了。他像往常一样拉开锈迹斑斑的伸缩门，入门一步距离处就是一张小饭桌，桌子上摆着三菜一汤。两副碗筷，妻子蒙丽霞还未回家，她在离家路程只有十分钟的菜市场工作，却每天都是摸黑回家。

　　郭志明和妻子蒙丽霞在吃饭

　　虽然肚子饿，郭志明还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坐在小板凳上，半佝着身体看手机——他在数今天的滴滴单数。两年前，和郭志明一起倒班的同事辞职，找不到搭档的他被迫无奈离开出租车公司，干起了滴滴，车子是租的，自负盈亏。原来与他同住的哥哥一家终于申请到公租房，从这30平方米的地方逃离，剩下郭志明一家困守此处。黑夜下被立交桥包围的黄色小楼，只余一处灯火。

　　黄色小楼中仅存的一家灯火

　　从洲头咀隧道工程动工到现在，这盞灯火在这空荡荡的楼中，倔强地亮了十二年，像它一样刺眼的，是追随着郭志明一家的“最牛钉子户”的标签。

　　郭志明没有像海珠涌大桥“钉子户”那样成为网红被围观，但他同样被口诛笔伐了很多年。很多人一见面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搬?

　　郭志明告诉记者，他不是不想搬，从头到尾，他都是不能搬。

　　被遗忘的30平方米

　　这栋后来成为广州“独特风景线”的八层黄色小楼原是广州市木材公司改建的，郭志明父亲分到的一楼为四米高的仓库，他们自己加了隔板，分为上下两层，他与兄弟两家7口人紧巴巴地住在一起。因为是商铺性质，他们无法购入，没有房子的产权。洲头咀隧道建设时，这一带都在拆迁，而他们无法享受“房改房”政策的福利，分配给他们的回迁房一样是30平方米，但住不下7个人。

　　“住不下我怎么搬?我当然就不搬了。”郭志明指着门外不远处，告诉记者，当时市道路拆迁办的负责人就在那附近，来过家里好几次，郭志明家里的情况，他也是一清二楚的。“当时他们说会考虑我们的情况，给我们分两个房子租，但是报告提交上去一直没有音信，就这么一直等。”

　　周围的邻居都搬走了，7岁的儿子郭浩俊送走了小伙伴，没有人和他一起玩了，爸爸妈妈平时早出晚归，陪伴他童年的是年迈的奶奶和轰轰作响的挖掘机。30平方米外的土地满是泥泞，散落着砖瓦，当时还在上幼儿园的郭浩俊常常哭着不愿意走这条路，蒙丽霞把儿子背在身上，钻过搭起的竹架，她听见儿子微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妈妈，我担心挖土机有一天把我们家挖走了。”

　　挖土机没有挖走他们的家，两三年的轰鸣声后，高起的立交桥将他们围困在了圆圈中。

　　郭志明点了根烟，烟味很快铺满整个房子，“你说我这些年难道不着急吗，我急啊，但是我没有房子的产权，只能等别人安排。”房子的产权属于原先的广州市木材木器厂，十二年内公司几经变更，处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一再更换，郭志明只能联系拆迁办，期待拆迁办和公司能早日达成共识。

　　大约3年前，曾有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一家，已经安排了一套荔福大厦5楼的房子，但没了下文。

　　“我除了等还能怎么办呢？我的工作、房子都得靠等。”

　　从出租车做到滴滴，郭志明已经习惯了等待，有时候一天一个订单都没接到，就在广州街头转悠。

　　这楼不止郭志明一户“留守”，隔壁还有两户人家的房子空在这里，一个商铺租给了物流公司做仓库。

　　想换房又怕房租贵

　　郭志明租住的这个小屋，一个月月租仅100块左右，且十多年来没有涨过。今年疫情，他有两三个月零收入，蜗居在家中，四月份才复工。儿子小升初，各种杂费几乎花光了夫妻俩今年的收入。

　　“疫情没有收入的时候，房租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压力，也算是这十几年来的一件好事。”

　　但他们还是渴望改变的到来，2018年台风山竹引起大暴雨，郭志明家中积水，左边的窗户在拆迁时被敲破，一直没人处理，关上后，雨水还是顺着铁丝网渗进墙壁，最严重的一次水位最高可没过膝盖，他们一家只能拿着脸盆往外倒水，一些家具都泡坏了。蒙丽霞也想过换新的家具，改善一下生活质量，但又觉得说不定就快搬家了呢，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全家人只好再熬一熬。

　　其实搬去新的房子，对这对夫妻来说，经济上的压力会增大。如今的房租和未来的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妻子上班路程还会增加。

　　维持现状和改变都不是轻松的选择。

　　“迟早都是要改变的，浩俊也越长越大了，不能一直和奶奶睡一张床。”蒙丽霞计划在新房子安置一个上下铺床，让浩俊睡上铺，奶奶睡下铺。

　　在狭窄的沙发上翻滚的浩俊，希望有一天能在属于自己的单人床上自由地翻身，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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