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叫《大寒》的电影曾经登陆院线，票房很差，可是这部电影真的是太不寻常了，它背后的故事我们人人都应该要知道，因为它藏着一个全世界都该知道的真相，以及一个中国男人长达36年之久的坚持。
这个中国人，就是张双兵
1953年，他出生于山西盂县羊泉村，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员，18岁那年，他高中毕业，回村里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年轻时的张双兵老师和他的学生
次年，他被调到邻村高庄任教，有天放学路过农田时，他偶然见到了这样终生难忘的一幕!
他看到一个老太太，很心酸地跪着割谷子，而她四周的庄稼早就收割完了，她虽才60多岁，可看起来百病缠身，像80好几。
村里人说她叫侯东娥，年轻时，被日本兵两次抓去做慰安妇，带着好奇和怜悯，他试图去帮助了解这位老人，
结果无意间闯进了一段隐秘往事……
他走进老人的家，结果大吃一惊，一个破烂的石窑洞，一张破席片，一个木头墩子，两卷铺盖，竟是她的全部家当。
他同老人聊家常，发现老人记忆力非常的好，但却从不跟他提战争时的经历，他能感受到老人心里的苦，此后每年，他都会上老人家去探望。
他还主动去接触山西境内，跟侯东娥类似遭遇的老人，结果他发现，她们中的每个人，居然都像侯东娥一样孤苦无依!
老人们的住处一个比一个惨不忍睹，他见到一个叫张小妮的老人，住在又小又黑的窑洞里，全身肿胀，连衣服都穿不上，睡觉都得痛苦地坐着，没有人照顾她，她也看不起病，买不起药。
因为慰安妇时的遭遇，大多数老人有严重的后遗症，失去劳动能力，终生未能生育，只能蜷缩在黑暗的小屋里，静静去等待死亡。
而当他问起她们的过往时，老人们都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他明白，那是一段难以启齿的经历。
为了等她们的讲述，他等了整整10年，直到1992年。
1992年，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对日索赔的新闻：
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索赔，希望受害者们能站出来。
他急忙把好消息告诉侯东娥，没想到老人一听就嚎啕大哭，哭了整整半天，哭得歇斯底里，心情平复后，她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受害事实。
年轻时的侯东娥美艳动人，人送外号“盖山西”，18岁那年，丈夫参加抗日去了，留下她和儿子、女儿艰难度日。
没想到也是这一年，她被日军掳到进圭炮楼，成了慰安妇，昼夜不停地被蹂躏。
进圭村日军占领时期所谓的慰安所旧址
她曾多次尝试自杀，却都被日军发现，紧接着，迎接她的就是更多更残忍的强暴。
后来一个地下党员同情她，偷偷帮她逃了出去，然而不久，她再次被日军抓获，又被丧心病狂地折磨了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她已不成人形，终生失去了生育能力，最终，奄奄一息的她，被人用箩筐抬回了家。
更叫她崩溃的是，在她被抓期间，女儿因为没人喂奶活活饿死，丈夫嫌弃她，直接带着儿子跑了。
孤身一人的她为了活下去，最后不得不嫁给了一个，得了梅毒，没有鼻子的老光棍，每天砍柴、种地，勉强维持生活，过得极其不幸。
侯冬娥的悲惨遭遇，让张双兵听得又疼又气，之后，他拿着报纸挨家挨户找到其他老人，老人们纷纷跟他讲述起曾经的苦难，每一个故事，都令他痛彻心扉，泪流不止，他沉重地感叹：
“走访过程很压抑，很痛苦……”
而最让他感到揪心的，是国人对“慰安妇”的偏见。
战争年代，她们是苦难最深的一群女人，到了文革时，她们又是被批得最厉害的女人，村民们都骂她们是日本娼，甚至还被戴上日本汉奸的帽子，有位老人说：这些年，新建的桥，村里人不让我走，新盖的房，村子人不让我进，连外边跑的孩子也不让我摸，说我不吉利，会给他们带来瘴气。
我恨日本鬼子，这不假;
可我更恨的是我们村里的人!
即便是城里人也不例外，之前上海一个慰安所拆迁，民众非但没有同情幸存者，反而言语里充满了鄙夷：
还有个中学生说，
提起慰安妇是不光彩的事：
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生逢乱世是她们的错吗?
被日本人强暴是她们的错吗?
国弱民卑难道也是她们的错吗?
她们都是无辜的人啊，本可以安稳度过一生，无奈那时祖国母亲无力保护她们，所有的灾难只好由她们自己承担，耻辱和悲痛伴随一生，到了和平年代又受尽歧视，最后被整个民族遗忘在幽暗的角落，活得没有一丁点的尊严。
看到老人们的悲惨遭遇后，他走一路，哭一路，哭得整个人都要抽筋了，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她们讨回一个公道!
这群老人们几乎都没有孩子，于是他就认她们为母亲，细心地去照料她们。
在他的鼓励下，1992年，侯冬娥和另外几名老人一起，勇敢地站了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第一份控诉，而他也成了，“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可遗憾的是，侯冬娥在律师团取证前便离世了，她被葬在庄稼地里，没有坟茔，没有墓碑，仿佛她从没来到过这个世界……
侯冬娥留在这个世界的，只有一张张双兵十几年前从日本报纸上翻拍下来的照片。
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带着其他老人，将这场仗要继续打下去!
1995年，他要求日本向慰安妇谢罪，并给予每人10万美元的经济赔偿，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就慰安妇问题，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诉讼。
在日本努力的同时，他也在国内，努力引起国人对慰安妇的重视。
他不停地调查家乡“慰安妇”受害者，30多年来，自行车骑坏了五六辆，摩托车也骑坏了两辆，他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行程十几万公里，独自记录下127位受害者，记录下近百万字的悲惨遭遇，并出版书籍，《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来披露日本侵华期间发生的人间惨剧。
2000年，他带着万爱花老人出席上海召开的“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他的鼓励下，万爱花老人勇敢地作了血泪控诉：“鬼子抓住我，白天拷打，夜里轮奸。两次拼死出逃，三番掉入魔窟，日以继夜遭受蹂躏。几个月后，我昏死过去几天不醒，就像垃圾一样被扔进河里……1943年，我才15岁啊!”
万爱花老人还颤抖着双手，当着全场记者的面解开上衣，指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一字一句地说：
“我的身体就是日军暴行的罪证，我要用我的身体进行控诉!”
之后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他总共带领着16位老人，先后5次前往日本出庭作证，实名状告日本政府，败诉、上述，再败诉、再上述...
在这个过程中，经常有日本右翼分子跳出来嘲笑他，甚至搞集会反对他，更可恶的是，有些日本老兵，更是对受害者老人恶语相向，拒不承认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
手持对日索赔诉状的张双兵
证据确凿，事实确凿，老人们的血泪史是真真切切的，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依然宣布： 张双兵败诉!
理由简单的竟然是：个人不得起诉政府，诉讼时效已过。
日本不公正的裁决，让他心灰意冷，随着受害者们的相继离去，他的伸张正义之路也越来越艰难!
88岁的周喜香，在年轻时被日本兵悲惨“糟蹋”，几十年来，她常常被噩梦惊醒，梦里拿着刺刀的日本兵追她，但她却找不到躲藏的地方。
她说：“死了就解脱了。”
而就在他见到老人后没多久，老人就去世了。
到2017年，他走访的127位老人里，已有126位撒手人寰，他也失去了126位母亲……
她们用一生等待日本政府的道歉，
而日本政府却在等着她们的死亡!
好在，有个叫张跃平的导演，得知他的经历后非常触动，之后便开始酝酿，前后历时了6年，不惜一切，才终于拍成了电影《大寒》，只为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慰安妇的故事。
电影《大寒》导演张跃平
然而电影上映后，结果刺痛了所有人的心，血淋淋的历史敌不过冷冰冰的票房，电影很快惨淡下线。
之后又一个噩耗传来，
2018年7月24日，曹黑毛老人在山西家中病逝，至此，他36年以来，寻找的127位受害者全部离世……
曹黑毛奶奶曾在电影《大寒》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遭小鬼子的罪可是遭尽了，官司赢不赢吧，都死了，我也九十四了，没几天了。
娃子们，以后把咱家的门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