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冤假错案中，老百姓看到的是“死循环”？

盛大爷的“马拉松”诉讼之路，持续了整整31年；一个“案子”，竟办成了至少20个“案件”。

G=A/J？这个数学公式是什么意思？和检察机关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长安君带你一一解密。

31年长久的等待总算有了结果

令人咋舌，有些案件的“周期”，甚至长达31年。

31年前，盛大爷与他人合作建房，因不同的行政部门对该建房行为评价不一，盛大爷被处以没收等行政处罚，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所涉房屋又遇拆迁，从此，盛大爷走上“马拉松”诉讼之路。

这一官司从区打到市行政执法机关；从地方基层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申诉到省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终抗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因行政和民事法律关系交织，该案历时31年引发多个行政和民事诉讼，相关部门前前后后作出4个行政执法决定和16个司法决定、裁判，“案-件比”竟高达1:20，这意味着盛大爷自己的一个“案子”，在执法司法部门办成了至少20个“案件”，盛大爷从55岁到86岁一直奔波在维权路上，几乎在诉讼中度过了半生。

2019年7月的一个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交流会上，剖析了这样一起行政赔偿抗诉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当场部署抓紧整理报告，并明确指示“该案反映出的诉讼程序空转问题很典型，可以作为主题教育期间的典型事例”。

“31年申诉、3年抗诉、1年半做和解工作，86岁老人几多悲凉，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到实处。”因而张军多次批示并指出，如果执法、司法为民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公平正义就只是口号、标语，法律的温度就会很低，民心就会离我们很远。

针对反映出的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行政争议实质化解难等问题，2019年10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截至2020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6000余件。

盛案

202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与最高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协同办案，促使双方当事人逐步缩小诉讼目标差距，涉案行政机关也表示绝不会“新官不理旧账”。

经过反复做促和工作，2020年12月18日，双方达成和解，盛大爷拿到了应有的补偿，这起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感谢党，感谢检察院给了我生命”。盛大爷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真情地表示。

这个31年“长久的等待”，于盛大爷而言，总算有了结果。

“一声春雷”，各省级院检察长们坐不住了

这是最高检党组列出的一道数学公式，这个公式中：

——“G”是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的“感受”；

——“A”是指发生的具体“案子”；

——“J”是指这些具体的“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所经历的有关诉讼环节统计出来的“件”。

“A”与“J”之比，就是这个公式的名字，谓之“案-件比”。

2020年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印发了《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 随之，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入大众视野。

2018年12月24日，案管办形成了一个专项报告，经过测算，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案-件比”为1:1.895，这意味着司法统计中多办出119.7万“件”，也意味着程序、人力、司法资源更多的占用、付出，每多一“件”，当事人往往就无形中累积一次负面感受。

2019年2月，第二份刑事检察“案-件比”测算报告出炉。

随之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最高检通报了各地的“案-件比”，如“一声春雷”惊醒梦中人，各省级院检察长们坐不住了。

案管办先后多方多次征求意见后最终确定——在老百姓一个“案子”基础上，检察环节可统计为多个“案件”的15项办案业务活动是：对不捕案件的复议、对不捕案件的复核、对逮捕（不捕）案件的申诉、对不起诉案件的复议、对不起诉案件的复核、对不起诉案件的申诉、一次退回补充侦查、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撤回起诉、法院退回、建议延期审理和国家赔偿。

“案-件比”的理想状态是1:1，这15项办案业务活动不也是合法的吗？增加进来为什么就“不理想了”？

“案-件比”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体现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就在于揭示出办案数量和工作量之间的内在关系。

比如，一个故意杀人犯罪案件，要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批捕→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判决有罪，被告人认罪服判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案件诉讼终结，从形式上看，综合公检法“案-件比”为1:4，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经的法定环节，不需作为“件”叠加计算，公检法各自已做到最佳、理想状态，“案-件比”各为1:1。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最高检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案-件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出席会议的代表委员们介绍“案-件比”相关情况。

现实很骨感——

河北省那起历经10次审理判决、7年7次发回重审的普通刑事案件，再如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一系列冤假错案或者重大疑案中，老百姓看到的是“死循环”。

曾几何时，由于退补退查以及发回重审没有时间次数限制，原本应该维护司法正义的程序，沦为上下级司法机关、相关司法部门之间的“拉抽屉”。

“案件‘拉抽屉’久拖不决，人又一直被羁押，这实际上是对嫌疑人的权利造成侵害，每一次修改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表示。

年度业务数据显示，2019年刑事检察“案-件比”为1:1.87，“件”同比下降0.02，减少了约3万个不必要的办案环节。

2020年，全年刑事检察“案-件比”为1:1.43，在受疫情影响、办案工作一度延迟的情况下，“件”同比下降0.44，相当于减少了41.2万个程序环节和统计中的“案件”。

2020年1月18日，全国检察长会议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指出要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同步构建起科学高效的检察管理体系，把“案-件比”落到检察机关、把责任落实到检察官

“不要激动，喝点水再说”

2020年10月22日，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张军首次主持的“陈某刑事申诉案公开听证会”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举行。

该案由民营企业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引发，民事和刑事交叉串连，涉案金额巨大，在事实法律等各方面存在争议，虽经福建省三级检察机关反复做工作，仍陷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