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合同解除以前的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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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1.根据合同法第95条*（现整合为民法典第564条）*第2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具备合同解除的条件并不当然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要想使合同解除，需要守约方行使解除权。当事人对解除权的行使有异议的，可以根据合同法第96条*（现**整合为**民法典第564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2.当事人若无特别约定，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合同解除以前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依据合同法第97条*（现**整合为**民法典第566条）**的规定而具体确定。对于一时性合同而言，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对于继续性合同而言，当事人无须恢复原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最高法知民终7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西安三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唐沣国际601、602、603、604。

法定代表人：李*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臣，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力，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201-H2-6。

法定代表人：杨*庆，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阴*，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璋，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西安三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9月9日作出的（2018）京73民初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5月18日询问当事人，上诉人三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臣、唐力，被上诉人联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阴、胡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联想公司向三茗公司支付2017年度第三笔许可使用费812000元；3.改判联想公司向三茗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812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4.改判联想公司向三茗公司支付因单方解除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2995041.86元；5.驳回联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6.联想公司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三茗公司已按照双方签署的合同编号为201509210059的《软件许可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未实施贿赂行为，联想公司无权单方解除合同。1.原审法院认定三茗公司违反“公平交易条款”，联想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5年9月，联想公司与三茗公司签订涉案合同，三茗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符合要求的软件开发服务，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联想公司也实际接受了三茗公司提供的软件开发服务并获益。涉案合同期限为三年，服务费由联想公司分阶段、按比例支付，三茗公司对涉案软件的基础开发在投入成本中占比最大，联想公司在合作第二年擅自单方解除合同，给三茗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2.杨昆的违法行为属于个人行为。（1）杨昆给付楚浩钱款纯属谋取私利，并非三茗公司的单位行为，其行为后果不应由三茗公司承担。（2）三茗公司能够获得交易机会，是联想公司综合考虑多重因素的结果，与杨昆行贿无关。此外，杨昆给付楚浩钱款发生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涉案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9月，此时涉案合同上联想公司的联系人己为江静而非楚浩，证明楚浩对与三茗公司合作没有决定权。（3）涉案合同“公平交易条款”系由联想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己对联想公司的权益进行充分保护，不应将商业贿赂的实施主体扩大解释为包含供应商的工作人员。（二）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已解除，但是联想公司在2018年3月25日要求解除合同之前，已实际接受三茗公司提供的软件和服务，且基于客观情况和解除方的意思表示，涉案合同无法恢复原状，联想公司应支付合同解除前已实际发生的2017年第三期许可使用费及利息。三茗公司开发的涉案软件己被实际安装在联想公司的产品中，己被销售给客户、由客户实际使用，无法从联想公司的设备和系统中移除。（三）即使原审法院认定三茗公司应承担违约金，由于联想公司分阶段、按比例支付许可使用费，三茗公司仅应就合同解除前两年实际履行期间承担违约责任，且联想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及律师费的合理性，原审法院判决三茗公司承担的违约金和律师费过高。

联想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三茗公司违反“公平交易条款”正确。1.三茗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阻却杨昆行贿行为与三茗公司谋取交易机会之间存在的关系。2.杨昆的行贿行为应属三茗公司贿赂行为，而非杨昆个人行为。3.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楚浩具有决定供应商的权利。涉案合同价格完全由杨昆、楚浩二人协商确定，联想公司内部仅为形式签批。4.“公平交易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该条款中的供应商包括其员工，属于该条款应有之义。（二）原审法院认定联想公司系依据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而非违约行为，联想公司无需赔偿三茗公司损失正确。（三）原审法院认定联想公司无需支付2017年第三次许可费812000元正确。三茗公司违反合同主要义务在先，构成根本违约，假设该第三次许可费已经支付，联想公司亦有权要求返还。（四）原审法院认定因三茗公司违反“公平交易条款”应向联想公司支付违约金正确。违约金及律师费不存在过高情形。

三茗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受理，三茗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联想公司向三茗公司支付2017年度第三笔许可使用费812000元；2.判令联想公司向三茗公司支付逾期利息；3.判令联想公司向三茗公司支付因单方解除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2995041.86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涉案合同，约定三茗公司许可联想公司使用《三茗网络卫士之联想教育应用方案V.8.0》（以下简称涉案软件），并提供涉案软件的更新和升级等维护服务，涉案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0月10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每年许可费共计4212000元。联想公司并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尚有2017年第三笔许可使用费812000元未支付，联想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发出终止通知，擅自决定于2018年3月25日终止合同。联想公司严重违约，故提起诉讼。

联想公司原审辩称：三茗公司工作人员杨昆系代表三茗公司行贿，应属三茗公司的行贿行为；联想公司原工作人员楚浩有决定供应商的权利，涉案合同的价格完全由杨昆、楚浩二人协商确定，最终签约价款与二人协商结果完全一致，足以印证三茗公司的行贿与涉案合同之间的因果关系；三茗公司重大违约在先，约定解除条件成就，联想公司依约行使解除权。

联想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三茗公司向联想公司支付违约金1263600元；2.判令三茗公司向联想公司支付律师费100000元。事实与理由：联想公司与三茗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涉案合同的“公平交易条款”明确约定，不得存在提供酬金、礼品或其他有形或无形利益的行为，该等行为均属违约，此类行为一经发现，除可解除合同外，还可要求支付违约金。三茗公司存在行贿行为，鉴于此，联想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三茗公司应向联想公司支付违约金。

针对反诉，三茗公司原审辩称：杨昆的行贿行为仅代表个人，法院并未对单位犯罪进行立案，三茗公司不存在指使杨昆行贿的行为，不能因为员工个人的行贿行为认定公司行贿，联想公司主张依据“公平交易条款”，三茗公司应支付其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违约金的金额也过高，律师费金额也过高，故请求驳回联想公司的反诉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

（一）关于涉案合同签订的事实及涉案合同的内容

2015年10月10日，联想公司（被供应商）与三茗公司（许可方、供应商）签订涉案合同，约定主要内容如下：第11.3条，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约定的价款是终局的，已经包含了提供相关许可、交付及其他服务所需要的材料、人工费、税费及其他费用。任何外部资源（包括租用外部设施或服务）费用，除非事先明确说明并经联想公司同意，否则均由供应商负担。第16.1条，违反本协议及其任何相关协议的行为均为违约行为。任何一方违约在收到对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后应采取有效合理的补救措施纠正其违约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不减免违约方应当承担的违约金。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所遭受的损失的，违约方应继续补偿守约方的损失。本协议所称损失应包括因违约行为所导致的守约方的损失，以及守约方为处理违约事件所发生的包括调查、仲裁、诉讼、律师等法律费用在内的费用和开支。第20.7条公平交易。供应商不得向与供应商有实际或潜在业务关系的联想公司或联想公司关联机构的员工和/或其家属提供任何酬金、礼物或其他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在商业交往中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的除外)，任何此类行为均视为商业贿赂，双方同意此类行为将给联想公司带来实质性损害。此类行为一经发现，联想公司除可解除本协议或相关[工作说明]外，还可要求供应商支付相关[工作说明]金额的10%或5万元作为违约金，以较高者为准。

涉案合同约定，2014年11月18日生效的保密协议作为双方保密义务的执行依据。

涉案合同附件：工作说明，用于描述双方在本工作说明项下项目或工作中的各自职责。包括：工作说明第1-4条许可期限为三年，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除非根据基础协议或本工作说明被提前终止，另联想公司有权提前终止合同，但需提前六十天书面通知供应商终止本协议。第6-9条现场支持，本协议期限内，供应商同意委派符合联想公司要求的人员到联想公司指定场所为联想公司提供许可软件的支持服务，到岗时间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人员2名。第7-1条许可费及其支付，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计算和支付许可费：就上述许可软件，联想公司每年度向供应商支付许可费4212000元(含17%增值税)；许可费支付进度如下：每年度4月30日前支付2400000元(含17%增值税)，每年度9月30日前支付1000000元(含17%增值税)，每年度12月30日前支付812000元(含17%增值税)。

涉案合同附件还包括规格书、软件错误级别说明、联想工作现场守则。

（二）关于涉案合同履行的事实

三茗公司与联想公司进行对账后，三茗公司向联想公司开具发票，联想公司向其支付相应合同款，联想公司收到发票后支付了2016年12月30日前的合同款812000元，2017年9月30日前的应付款1000000元，但未支付2017年12月30日前应支付的合同款812000元。2018年1月18日，联想公司向三茗公司发送邮件：函件称，现因联想公司业务变化，将根据合同终止的相关约定自2018年3月25日起停止使用三茗公司的涉案软件，自该日期起，上述合同将到期终止。

联想公司提交律师费发票，证明其为本案支出律师费100000元。

（三）本案所涉刑事案件的相关事实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公诉刑诉〔2018〕50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楚浩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8年8月3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12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8刑初1618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1618号刑事判决）。

被告人楚浩，案发前系联想公司全球软件采购高级经理，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7年11月27日被羁押，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楚浩担任联想公司全球软件采购高级经理，主要负责公司数据事业部（DCG）软件全球采购的工作，其利用与合作单位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等职务便利，多次收受时任三茗公司销售杨某钱款共计109900元。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证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楚浩身为联想公司职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应予惩处。

1618号刑事判决已生效。

另查，关于原三茗公司销售总监杨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海检公诉刑不诉〔2018〕108号不起诉决定书（以下简称108号不起诉决定书），该决定书中认定杨昆在担任三茗公司销售期间，为能够续签合同及提高合同价格，多次给联想公司楚浩钱款。杨昆投案后主动供述了上述事实，杨昆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但由于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故对杨昆决定不起诉。

再查，联想公司与三茗公司自2006年起即开始合作，签有多份软件许可合同及补充协议，在2006年签订的软件许可合同第18.5条中即有“公平交易条款”，条款内容与涉案合同的约定基本一致。且2006年起签订的软件许可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联系人为杨昆、楚浩。

原审法院认为：

涉案合同及其附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涉案合同及其附件的约定，全面履行相关义务。

关于涉案合同第20.7条“公平交易条款”，三茗公司主张，该条款是由联想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对联想公司的权益进行充分保障。根据该条约定，实施商业贿赂的主体限于供应商，不应扩大解释为包含供应商的工作人员。联想公司以杨昆个人的违法行为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虽为联想公司提供，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未就“公平交易条款”进行协商，实际上，联想公司与三茗公司有长期合作，就许可使用已有在先多份合同，并包含“公平交易条款”；公平交易，不得进行商业贿赂是商业活动的基本要求，作为商业主体，对此应当明知；“公平交易条款”中，并不存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因此，该“公平交易条款”并非格式条款，联想公司可以在发生本条约定的情形时，主张解除合同。

根据“公平交易条款”的表述，实施商业贿赂的主体确实为供应商，即三茗公司，但不能据此得出不包含供应商工作人员的结论。三茗公司作为法人，其民事法律行为必然需要经由其工作人员作出，如果将商业贿赂主体限定为三茗公司，实际是不合理的限缩解释，并且容易导致三茗公司无需承担任何商业贿赂的责任，这显然与“公平交易条款”约定目的不符。

根据1618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首先，杨昆作为三茗公司销售总监，在与联想公司业务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楚浩的关系和获得帮助，三茗公司与联想公司也一直进行合作，而在楚浩职位变动后，就未再向其送钱。因此，杨昆的行贿行为，是其作为三茗公司的销售，进行的与该身份有密切关联的贿赂行为，不能认为该行贿行为仅代表其个人。其次，从贿赂行为与涉案合同签订的因果关系看，诚如三茗公司所称，三茗公司能获得交易机会，是联想公司综合考虑供应商的开发能力、报价、信用、平台数量、人力成本、行情等因素，经过深思熟虑、层层审批最终确定的，但是，涉案合同“公平交易条款”并未要求贿赂对促成交易产生多大影响，而是双方均同意出现此类行为便会给联想公司带来实质性损害，因此，商业贿赂行为对签订涉案合同的影响，并非考虑程度高低，而是有无的问题，三茗公司所述因素并非其获得交易机会的全部原因，在商业贿赂这一因素介入后，实质损害便已经发生；杨昆的贿赂行为发生于涉案合同签订之前，虽然存在一定间隔，但并不会阻断因果关系，贿赂行为与涉案合同的签订存在关联性；三茗公司历年报价确有提高，并且获得了稳定的合作机会，而这一结果，与杨昆的贿赂行为存在关联，楚浩作为联想公司的软件采购经理，负责组织招投标，并和供应商谈判确定某个项目的价格，楚浩接收杨昆的商业贿赂后，未提出重新招标，谈价格时也没有进行太多压价，虽然最终合同的签订、合同款的确定需要经过审批，但楚浩的身份是联想公司软件采购的负责人，对软件采购工作有决定的权限。因此，杨昆的贿赂行为与三茗公司获得与联想公司的交易机会存在关系。最后，从利益归属看，三茗公司通过杨昆的行贿行为，客观上达到了与联想公司续签合同的效果。联想公司向其支付软件授权许可费。

三茗公司还主张，三茗公司并未因单位犯罪被立案侦查，联想公司亦未对三茗公司提起自诉，三茗公司的负责人也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可以进一步证明杨昆行贿行为系其个人行为，联想公司不应将杨昆的犯罪后果转嫁给三茗公司承担。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单位犯罪的入罪标准有刑事法律的明确规定，三茗公司未被立案侦查，仅说明以刑事标准，其并未实施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单位犯罪行为，但不能证明其未实施对联想公司商业贿赂的行为，也不能证明杨昆的贿赂行为与三茗公司无关。三茗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杨昆的行为与为三茗公司谋取交易机会无关，但三茗公司对此并未提交证据。

综上所述，杨昆的贿赂行为与三茗公司有关联，使三茗公司实际获得了利益，应当认定为三茗公司的贿赂行为，三茗公司应对该贿赂行为承担责任。根据涉案合同“公平交易条款”的约定，三茗公司存在贿赂行为，联想公司可以解除涉案合同及其附件。因此，联想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发出的终止通知，是其行使解除权的意思表示，而非违约行为。根据解除通知，涉案合同于2018年3月25日解除。

三茗公司主张，其已经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联想公司应当支付服务费。三茗公司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联想公司擅自解除合同，应继续履行，且赔偿预期利益损失。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联想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涉案合同已经解除，尚未支付的服务费812000元无需支付，三茗公司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茗公司确实为提供服务付出了成本，三茗公司也提交了相关证据，但是，涉案合同第11.3条已经明确约定，软件许可费用已经包含了三茗公司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三茗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涉案合同解除，三茗公司无权要求联想公司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其赔偿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