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律师为您普法：http://www.fabang.com/nanchang/

当个人主义不再辉煌，社会公共利益成为新的焦点，保护商业自由的债法也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今年9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佟强的新书《信赖之债》出版。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信赖之债制度，即在现行债法原有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之外，再加入信赖之债，将债法二元制扩展为三元结构，以满足当前社会的新需求。

新的债法框架

如果说合同制度体现的是一种主动的信任，如一个人主动与他人缔约，并积极履约，以在约定范围内获取他人信用，那么信赖之债则是为了维系一种客观上的无条件信任，其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即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需求，这是无法通过合同方式实现的。

但是，现行债法的主要框架仍停留在对主动信任的维护上，而信赖的新需求又迫使法律不断扩充相应内容，最终导致债法体系的混乱。

具体而言，债法的主要原则包括债的相对性原则、合同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等。但进入20世纪后，这些原则开始受到挑战，如强制缔约、事实上的合同、附随义务、缔约过失等制度的出现，实际上与合同自由原则相矛盾。

为了容纳新原则及新制度，强行扩充原法，或出台法律解释加以弥补，成了主要的补救方法。

如缔约过失责任就是对原有合同责任的扩张。不同于其他合同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在合同生效后才会产生约束力，其体现的是先合同义务。

比如为了签合同，一方特地从另一个城市赶来，但另一方在正式签约时突然变卦，拒绝签约，但由于其未及时通知，导致前者白白付出差旅费，在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下，后者需赔偿这一损失。

由于合同未生效，该情况并不是按照合同追究责任。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不应属于合同责任。

再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比如在展销会中，由于参展人数众多，发生踩踏事故，展会主办方就必须承担责任。”踩踏实际上是发生在两个参展者间的问题，并不直接涉及主办方，而最终的结果却由主办方承担，这样的规定不应属于侵权法的范畴，但由于现行法律体系缺少更合适的框架，只得将其归入侵权法中。

在现行债法中增设一个更合理的框架，即信赖之债，以容纳新时代需求下的法律内容。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信赖之债的建立，显然将对现行债法产生巨大冲击。但不急于一时。实际上，民法的发展正朝着这个方向缓慢前进。该书第一部分就从社会、经济、伦理三个层面宏观地论述了信赖之债出现的原因与必然性。

个人主义的鼎盛时期已成为过去，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对膨胀的个体利益加以限制，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对社会利益的重视与强调成为历史发展的新潮流，民法基本原则的扩充正体现了这一趋势。

步入20世纪，各发达国家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开始陆续出现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权力滥用禁止原则等，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公共价值。

尤其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信赖利益保护逐渐受到重视。这一原则首次出现于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中，但只在债法中受到承认。1907年，瑞士民法典生效，首次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整部民法。到今天，诚实信用原则已成为民法最重要的原则。

对信赖之债的构建要付诸耐心，长远看待其发展，尽管有时会发生回潮现象，但总体发展方向并不会改变。如在西方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衰落的合同自由又得到复兴，西方国家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但其对合同自由的过度强调，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法律又逐渐收紧合同自由限度，回到加强信赖利益保护的轨道。

信赖利益的保护本质上是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博弈的结果，这一过程可能还会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信赖之债也许目前暂未得到大众认可，但终将成为现实。

此外，信赖保护的加强还有可能扩展到其他部门法，现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信赖利益保护也是一个热门课题。因此，该书尽管聚焦债法改革，但其受众并不限于民法、民商法的学习者或业内人士，刑法学、法理学等其他法律领域学生和从业者也能从中获得启发。

直面问题，系统论证

实际上，信赖之债的理念并非佟强首创，国内外法学家也曾提出类似概念，只是所用称谓不同，如“法定的债”“特别的法律关系”“特别结合关系”等。不过，尽管不少学者看到了现行债法体系存在的问题，也零星提出一些解决方式，但在该书之前未有体系化论述。

也有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信赖责任”的概念，但这并未正面回答债法存在的问题。只有侵害或违反了某种法律关系，才会产生法律责任。后者只是前者的附属，仅谈信赖责任无法揭露问题根源，不能全面透彻地讲清债法问题。

而该书直指问题所在，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答，包括信赖之债的概念、构成要件、在各种法律中的适用等，形成了一个完整框架。

其中，基于价值法学的方法论阐述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在民法学研究中，概念法学一直以来都是主要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居于现代民法学方法学的统治地位。它通过大量逻辑严密的概念，构建起完整的民法体系。其优点是概念清晰，各制度间的逻辑关系明确，缺点就是导致体系僵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社会出现新变化时，很难对局部进行修改。

对此，20世纪的西方法学界提出了利益法学，并逐渐演化为价值法学。后者不再以概念法学简单的逻辑推理分析法律问题，而是在不同的合法利益发生冲突时，选出优先需要维护的利益，来适用相应的法律。

该书第二部分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举例来说，甲委托乙保管自己的电脑，但乙却偷偷以市场价将电脑卖给了不知情的丙。在此情况下，甲没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即不能要求丙归还电脑。

但如果甲并未主动将自己的电脑交给乙，而是后者趁前者不注意，偷了电脑，或甲丢了电脑，被乙捡到，再以市场价卖给不知情的丙。此时，甲可以要求丙返还电脑。

两种情况下，甲作为物品所有者和乙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都是合法的，显然无法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根据长久积累的社会经验，第一种情况法律选择保护后者的利益，第二种则是前者的利益，这是基于社会所形成的共同价值判断。

此类情况大量存在于信赖之债中，运用价值法学的方法论来论证具体民法问题，将法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民法中，也是该书一大看点。

不过，价值法学并不是对概念法学的推翻和取代。实际上许多学者在作出法律判断时，尽管未言明道理，但已经使用了价值法学。在信赖之债的框架中，概念法学仍起着说明基本法律问题的作用，价值法学则主要用于解决“疑难杂症”，二者互补，不可偏废。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