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法集资类案件中，直接融资模式的民间借贷类非法集资案是一直以来的高发领域，但是近年来，通过融资中介平台进行融资的模式，越来越多。比如在大量以私募基金、P2P模式合法外衣下开展非法集资活动的行为甚至成为近期立案的主流。

　　问题一旦涉及到融资平台或者中介，相关主体就相对更加复杂，以私募为例，如果一家私募基金公司被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主要涉及的主体，既有受损失的投资人，也有私募基金平台、管理人及其团队，还有就是实际的用款企业或者用款人。

　　三类主体：投资人——融资平台——资金使用人

　　这三大类主体中，私募基金平台往往是非法集资案件爆发后，承担刑事责任，接受刑事诉讼调查的主要责任主体。而私募平台通过发行项目，销售产品融资后，为了追求相对稳定的利润，往往通过出借、收购债权方式将资金出借给相关用款企业和个人，如果平台一旦无法兑付投资人而被立案调查，用款企业或者个人，是否应该承担相关刑事责任，成为一个公众较为关心的话题。

　　近期的确也有相关事件发生。比如深圳南山警方近期就采取了措施，逮捕了某平台的借款单位负责人，从公开的通报上来看，其涉嫌的罪名和融资平台一样，也是非法集资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这是否意味着，借款企业如果无力还款，就需要承担与融资平台相似罪名的刑事责任？

　　答案并非如此。因为从司法实践来看，借款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看其是否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行为。不能因为其拒绝还款，无法配合清退，就认定其构成吸收公众存款罪。笔者多次撰文强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质上是一种对非法募资、融资行为的打击。而无力还款，无法清退等等，是一种募资后，使用资金的结果，这种结果并不直接证明其募资行为本身存在涉嫌非法集资问题。

　　但是，如果借款人，或者资金使用方，在接受款项期间，就明知资金是通过非法手段，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的存款，或者借款企业和融资平台共谋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集资，此时认定借款企业构成共犯，才有可能性。而如何判定借款或者用款企业在主观上是否明知，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话题，这就要结合融资模式的具体合同，资金流向等等进行综合判断。

　　还是以私募基金为例，如果一家私募基金被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行为表现实际上并不复杂，即私募基金通过公开宣传的方式，面向不合格投资者进行了募资，比如单个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小于100万，私募基金平台没有对其进行合格投资能力调查等等。而如果一家企业与私募平台签订融资协议，向私募基金借款，最后私募基金暴雷，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立案，借款企业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就看其是否对于前述非法事项明知。

　　比如私募基金平台的募资对象，都是来自于各类不合格投资者，而融资企业对此明知，比如有证据证明企业拥有投资者的投资情况清单，或者事前就与平台有直接的共谋。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情况并不常见，大多数情况，用款企业或者个体，都是直接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签订相关股权、债权协议，私募平台保证其资金来源合法，用款企业只对收款方式、资金来源进行表面核查，其本身并不参与相关直接面向投资者的融资活动，这就是为何目前大量私募或者P2P暴雷后，主要是融资中介平台方承担刑事责任，而实际用款方多数是作为配合调查资金去向的证人，而不是刑事案件中的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