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奇闻异事层出不穷。打开手机，国际局势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社会新闻是骇人听闻、耸人听闻、闻所未闻。就最近，杀人分尸都变成了热词，朋友见面不谈谈分尸，好像都有点生疏

　　作为律师，我们更多关注法律问题，比如：杀人后分尸，算不算手段特别残忍？

　　很多评论提及最近遇害的杭州来女士案，都在迎合民众的朴素认知，认为嫌疑人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严肃的刑法问题，普通人的直觉未必正确。当然，在杭州来女士案中，这个问题或许对嫌疑人最终判刑没有决定性影响，但是，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锻炼我们律师的刑事办案基本功，大有裨益。

　　按照法理学的分类，法律的构成要件可以划分为描述性的构成要件和规范性的构成要件，前者指对事实的判断，一般指向具体事物，如杀人、盗窃、货物等等，后者则指涉及价值的判断，需要结合一定的环境、语境、道德规范、社会经验、专业能力等进行评价，如故意、严重，也包括本文讨论的“手段特别残忍”。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会发现，结果的残忍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手段的残忍、事后的行为不能混同于事中的手段。

　　首先，受害人鲜活生命被戕害，从结果上看，当然是很残忍的事情。人命关天，死者为大，前一刻还存在的人，因为故意杀人行为，后一秒就不在人世，这个事实，不可谓不残忍。但是，刑法中的“特别残忍”，修饰的是“手段”本身，而不是行为结果。如果对此不能做好区分，那么很多违背普通人良知善性的行为，都可以被评价为特别残忍，比如身患重病者的仅有财物被小偷盗取、摆摊残疾人的钱包被劫犯抢走，好像从结果上看也很残忍，但显然，这些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手段特别残忍”。

　　其次，宽泛地讲，其实任何犯罪都是残忍的。贪污贿赂犯罪残忍地侵害了清明的政治风气，偷税漏税残忍地侵蚀着国家财政安全，酒后驾车致人重伤残忍地伤害了无辜者的身体健康。但是，这些“残忍”的行为已经被法律规定为犯罪，相应地需要被处以一定的惩罚，因此不能再在量刑时以“特别残忍”为由加重处罚。故意杀人也是同理，故意杀人是重罪，后果首先考虑死刑（一般犯罪处罚后果的选择序列是从轻到重，故意杀人是从重到轻），如果故意杀人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得到充分评价，就不能再以故意杀人属于残忍的行为为由，在量刑中再次体现。

　　再次，故意杀人的行为对象是“人”而不是“尸体”，分尸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掩盖、毁灭犯罪证据。故意杀人得手后，这一犯罪行为已经完成，之后的分尸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中的“事后不可罚”行为，它不属于故意杀人的组成部分。就比如，盗窃枪支后将其私藏，仅需定为盗窃枪支罪即可，不需要再定为私藏枪支罪。因此，在犯罪完成后的行为，即使在感官上再“特别残忍”、再令人不适，它与杀人过程中的手段本身，也没有必然关联，不能认定为“手段特别残忍”。

　　因此，不仅仅剥夺受害人性命而且极大增加、延长其巨大痛苦的故意杀人手段，如虐杀、凌迟、五马分尸、剥皮、“犬决”，等等，这些评价为“手段特别残忍”，才恰如其分。

　　律师的专业性应当体现在每一个案件的斟字酌句中。自觉、主动地与舆论话语保持适当距离，对特定法律用语坚持严格、谨慎的态度，是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所应有的职业素养，否则对我们的工作而言，真可谓“情节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