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浙江某县公安局在侦查马某涉嫌职务侵占罪时，对马某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侦查终结后移送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县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再次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县检察院审查后决定移送法院审理。因疑案人马某跑掉了，法院不予受理，案子退回了检察院起诉部门。县检察院决定变更强制措施，对马某采取逮捕措施，交县公安局执行。县公安局到马某一住处对马某实施抓捕时，未能抓到马某，却发现马某妻子名下的一辆汽车。经查，该车系马某担任公司经理期间，从其个人账户支出购买的，遂以涉嫌赃物为由予以扣押。马某妻子向检察机关控告县公安局扣车违法，案子已侦查终结公安机关无权扣押。

上述类似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就是侦查机关对一刑事案件侦查终结后，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或者法院审理，是否有权继续自行对该案进行侦查或补充侦查。对此，多数公安部门认为，打击犯罪查明案件事实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能，即使在某案件终结后，又发现了与该案件相关的证据、涉案财产等，公安机关有权自行侦查，补齐证据，否则放任自流就是失职。

我们认为，前述案例中公安机关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侦查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公权力，是国家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权力之一。

法律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权力，以保证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维护国家利益、社会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同时，侦查权又能较大程度地剥夺或限制公民的权利，因此，法律对侦查程序、侦查措施的行使作了限制性规定，以防滥用侦查权，侵犯公民权利，甚至伤及无辜。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侦查机关，但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必须严格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刑诉法对侦查程序作了严格规定，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始于立案，结束于侦查终结，在此过程中可以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可以查封、扣押财产，可以采取监听、监控技术侦查措施等。

就一个具体刑事案件的侦查而言，只有经过立案程序，才可以采取各种侦查措施开展侦查，立案是侦查权行使的起点，也是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的标志，没有立案就没有侦查权。

对于立案前的初查、初核行为，只能进行通常的调查，不能采取侦查行为，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1条规定“对接受的案件，或者发现的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应当迅速进行审查。对于在审查中发现案件事实或者线索不明的，必要时，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进行初查。初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73条规定：“在初查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可见，侦查机关对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权自立案开始，一直到案件侦破而终结，侦查终结就表明案件侦查权的行使宣告结束，这是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的，侦查机关的侦查权不可能一直自行延续到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

实践中，一些侦查机关对于立案程序都很注意，未立案之前，不会采取侦查措施，否则就容易遭受非法证据排除或违法控告，但对于侦查终结后就不太注意，经常会自行继续侦查或者补充侦查，这显然是违反我国刑诉法规定的，有的检察院、法院对其后续侦查取得的证据予以采纳，从而更加纵容这种非法侦查行为。

综上所述，前述案例中，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还继续自行采取侦查措施进行扣押是违反我国刑诉法规定的。

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或者法院审理期间，如果发现新的犯罪事实，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经退回侦查机关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在审查起诉中又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应当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侦查机关自行发现的，也可以重新立案侦查。对于审查起诉过程中，如果需要补充侦查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第382条规定，对于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 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对于案件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如果需要补充侦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23条规定，审判期间，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合议庭应当同意，但建议延期审理不得超过两次。这些规定都对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后，仍需补充侦查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只有按照上述规定，要么重新立案侦查；要么由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要么由检察机关行使补充侦查行为；要么协助检察机关侦查，而不能自行采取补充侦查行为。

由此可见，我国刑诉法对于侦查终结后的补救措施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侦查的程序规定是确保侦查权依法行使的有力保障，如果侦查机关违法程序行使侦查权，只能导致侦查权的滥用，试想一个刑事案子，只要在判决生效前，侦查机关都可以随时进行侦查，那是多么可怕。失去了程序正义，还谈何司法公正，如同刑讯逼供，只能导致更多的无辜者受到追诉。

如前述案例，由于侦查机关在其侦查终结后已无权自行侦查，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处理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导致侦查行为违法，其取得的证据是无效的，属非法证据应予排除。如果违法侦查行为导致其他公民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失的，则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国家赔偿。

第四，侦查机关必须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法治思维，改变以往“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的思想，不断增强“司法为民”的责任感，切实提高办案水平，真正确立程序正义的执法理念，强化公民权利保障。

总之，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不可为；**对于公民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