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介入只有在婚姻的外部性显现的时候才是适当的。因而婚姻更多依赖于双方的人品以及道德舆论形成的压力，也就是来自于人本身的自律，人品与道德均是自律的体现。

　　婚姻是一项古老的社会制度。应该说婚姻制度承担着一个社会人口繁衍与秩序生成的功能。由婚姻而生成的家庭，是社会微型的组织或单位，尤其是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家的社会秩序是由婚姻奠定的。因而，婚姻从一开始就有着制度化的倾向性。

　　即便是在近现代的历史中，婚姻作为最传统，最顽固的社会制度，成为中国近现代化改革的障碍。在史尚宽先生的啊《亲属法论》中，依然保留着浓重的中国古老婚姻制度的色彩。但是，在之后的革命中，婚姻制度却又是发生剧烈变革社会制度。

　　可是，法律对于婚姻的规制的作用却是有限的。一部婚姻法无非也就是确立婚姻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结婚登记，夫妻财产制度，离婚，子女扶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只有在离婚时才凸显出来。因而，婚姻法几乎成为一部规范如何离婚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法给人产生的预期就是离婚会获得什么。

　　这大概与婚姻所构成的家庭的封闭性是相关的。法律的介入只有在婚姻的外部性显现的时候才是适当的。因而，婚姻更多依赖于双方的人品以及道德舆论形成的压力，也就是来自于人本身的自律，人品与道德均是自律的体现。例如，吴秀波事件中的“人设”一说，不过是人品与道德评判的外在标签化的东西。

　　事实上，婚姻总是伴随着出轨，婚姻在被法律化同时，依旧保留着道德的气息，法律尽管为夫妻双方设定忠实义务，但是婚姻的人身性使得法定义务的可履行性大打折扣，出轨甚至无法获得广泛意义上的法律认可，只能成为难以证明的“感情破裂”的说辞。

　　显然，婚姻依然在法律之外，而出轨依然在道德之下。法律无力，道德失范，婚姻崩溃，出轨横行。法律与道德之间丝丝缕缕的联系，这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困境，更现实的问题是，法律成为强者掠取弱者的工具或者帮凶，道德在滑向社会的更深处，没有谁能在道德上站住脚。没有是非与对错，只有谁比谁更无耻，更丑陋。这是一个任何规范(包括道德与法律)都无法评判的“圈子”。

　　在婚姻里，法律与道德正在合力造就越来越多的“荒唐”，郎教授的法律操作令人“叹为观止”，吴大叔的法律操作让人“拍案叫绝”，法律与道德在他们的身上实现了彻底的分离，而这却让王公子变得“高尚”了几分，你说这个世界有多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