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工作报告中称“依法解决涉诉信访群众诉求。强化群众观念，加强源头治理，建立长效机制，坚持重心下移，不断加强涉诉信访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督导合议庭，带案下访，促进问题就地解决。

各级法院共接待群众来访53.9万人次，同比下降10.2%。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完善"诉访分离"和案件终结机制，推动律师等第三方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加强审判监督，保障当事人申诉和申请再审权利，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11.6万件，依法提起再审3万件，对原判确有错误或因其他法定事由改判7415件，占生效裁判的0.09%”，改判率为0.09%。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工作报告中称“市高级法院和各中级法院通过二审、再审程序，依法监督纠错，保障执法统一，全年审结二审案件36853件，改判1399件，发回重审995件，审结再审案件622件，改判99件，发回重审198件”，笔者计算了一下，改判率为0.04%。

从以上权威报告内容可以看出，我国的案件改判率是极低的，个中因素众多，除案件本身因素外，不排除案外因素(上下级法院的一致性、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

作为专业的律师，只能从案件本身来谈，上诉、再审(实质上的三审)案件，民事、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如下：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综合《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再审案件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想让案件得到改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辩护：1、事实辩护;2、证据辩护;3、法律辩护;4、程序辩护。司法实践中，最主要的辩护方面在于证据辩护。

首先，关于事实辩护，上诉人、申诉人需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民事方面认定事实错误，例如没有过错、没有违约行为、没有损害事实、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损害事实与危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等方面;刑事方面的认定事实错误，包括以下错误：(一)被告人、被害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犯罪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罪过，实施犯罪的动机、目的;(五)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案件起因等;(六)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七)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八)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九)有关管辖、回避、延期审理等的程序事实;(十)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

其次是证据方面的辩护，笔者认为，这才是辩护的重点，客观事实从法律上得到确认必须得到证据的支持，因此，找出证据的矛盾之处、证据的漏洞、举出新的证据才是制胜的关键。关于证据方面的辩护，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简单的说：

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与原物、原件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二)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清单，笔录、清单是否经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是否注明清楚;(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鉴定过程中是否受损或者改变;(四)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鉴定条件的血迹、体液、毛发、指纹等生物样本、痕迹、物品，是否已作DNA鉴定、指纹鉴定等，并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比对;(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使用副本、复制件。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原件及其内容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证言的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二)证人作证时的年龄，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生理和精神状态是否影响作证;(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四)询问证人是否个别进行;(五)询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是否注明询问的起止时间和地点，首次询问时是否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证人对询问笔录是否核对确认;(六)询问未成年证人时，是否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是否到场;(七)证人证言有无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情形;(八)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人数以及讯问方式等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二)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是否注明讯问的具体起止时间和地点，首次讯问时是否告知被告人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被告人是否核对确认;(三)讯问未成年被告人时，是否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是否到场;(四)被告人的供述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情形;(五)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随案移送;(六)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二)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三)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四)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五)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六)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九)鉴定意见与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其他证据是否矛盾;(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无异议。

对勘验、检查笔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二)勘验、检查笔录是否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现场的物品、人身、尸体等的位置、特征等情况，以及勘验、检查、搜查的过程;文字记录与实物或者绘图、照片、录像是否相符;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伪造、有无破坏;人身特征、伤害情况、生理状态有无伪装或者变化等;(三)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矛盾。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是否附有提取过程的说明，来源是否合法;(二)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制作人、原视听资料持有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三)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四)是否写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五)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六)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以上内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有明确、详细、较为完整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证据方面最权威、最完善、最值得研究的证据辩护法律文章。

再次，关于法律适用方面的辩护，笔者认为，这是司法实践中辩论余地最小的部分，案件裁决通过法律事实而适用法律，事实没有错误，原则上法律就没有错误。一般案件中，法院一般只适用几条基本的法律，参照的法律法规规章基本上不体现在裁决书中，很难找到适用法律的错误点。因此，适用法律的前提还在于找到事实认定的错误。

最后，是关于程序方面的辩护，主要包括：(一)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三)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五)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六)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七)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八)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九)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刑事辩护中还包括一类量刑辩护，主要包括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犯罪动机、犯罪目的、初犯、偶犯、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时空及环境条件、危害后果、犯罪人的个人情况、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认罪悔罪表现、追缴或退赔赃款情况、被害人家属谅解宽恕等。笔者认为，该类辩护与事实辩护不可分，以上情节/事实如果得到法院的认定，则量刑必然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