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的小时记忆中，家中长辈说过一个故事，大意是：
有母过于溺爱其子，无论是这个熊孩子儿时的上房揭瓦，还是成年后的作恶多端，母亲都加以容忍、包庇。但最后，这厮作恶过甚，被官府判决死刑。
临刑前，这个儿子要母亲给他喂奶，其母一如既往地同意了。结果他一口咬下母亲的乳头，因为他忿恨母亲自小没能对他严加管教，致己身罹死刑。
因为故事离奇，且颇具画面感，所以过了几十年也没能忘。这阵子读周振鹤先生撰集的《<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一书，看到了这个故事较早的出处，内容是：
无锡积匪陈阿剪犯了杀罪，临刑时呼其母来就啮断他乳，恨恨道：“你自幼见我偷物，你却欢喜;读书被先生打了，你便吵闹。今日害我杀头，我先取你的命。”母大痛晕倒。
《圣谕广训》系清代康熙帝手创的训民规则十六条，再经雍正帝之敷陈，洋洋万字，既是清代朝野最熟知的书之一，更是清代官民为人处事的指南。
刚引用的这个小故事，就是官绅们对于康熙的《圣谕十六条》中“训子弟以禁非为”一条的以案释谕。民间口耳相传此案时，往往略过或忘记了地点、人物，现在白纸黑字，算是落实到个案上来了。
而让我再思考此故事的，是读到1月25日《新京报》的一篇评论——《“还能再偷400天”，14岁少年被抓后何以敢口出狂言》。
日前，安徽来安县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是两名14岁少年，涉案金额20多万元。
习法者皆知，根据现行《刑法》，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
换言之，刑法对于这两位犯罪者无从施其惩戒之效，所以他们竟对警方称，“还能再偷400天”。其实还有比盗窃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未成年人其他犯罪。
时间回拨：不到两个月前，湖南省沅江市一名12岁少年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持刀将其母亲杀死后说，“我没有杀别人，我杀了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不给我读书了”。不到一个月前，2018年的最后一天，湖南省衡南县一名13岁少年，锤杀父母，且其母系先天性弱智……如果不是篇幅有限，我们还可以再举出更多的类似案件。
对于这些案件的犯罪者，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的确无从对其定罪量刑。面对这样一种司法现状，法律实务界及理论界，均有不少人认为可以适当调低刑事责任年龄。
反对调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学者，则认为“根据法律家长主义和谦抑主义，刑法有必要防止犯罪圈的肆意扩大。因此，责任年龄的改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配置，在刑事后果阶段不断进行改良，以及完善保安处分中的工读学校、收容教养等等制度”(蔡奇轩：《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线之设置》)。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蒋楠法官也认为，“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极端事件，仅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扩大刑事犯罪打击范围，无异于将社会承担的教育、引导作用由越轨未成年人一力承担”。以上观点均发表于2018年底、2019年初，应可代表反对调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学者、实务工作者的最新想法
个人认为，刑事责任年龄是有必要调低的。至于是调低到13岁或12岁，甚至更低一点，这是需要进行更扎实的法社会学调查来加以明确的，在此短文中不敢妄言。本文只是强调要调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核心理由。
为什么要调低?因为对未年人的适度刑罚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教育并不只是和风细雨式的。司法的惩戒是补救家庭教育失能、行政机关教养不到位的必要措施。惩戒缺位就是教育缺位。
从清代陈阿剪的案子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三岁看老，对一个人日常行为的规范，主要是在青少年时代完成的。如果父母在子女小时候过分溺爱，“见他骂人并不禁他，见他打人也不拦他。明晓得自己的子弟们不是，偏又护短，反说小娃子年纪轻何必计较”，那么家庭教育显然是失能了。
失能的家庭教育并不必然导致子女的犯罪，但对于已犯罪的子女，特别是犯下重罪者，再依靠家庭教育去加以管教，显然更多是立法者的良好愿望而已。正因此，对于《刑法》中“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的规定，个人对其成效是持怀疑态度的。
除开家长或监护人的管教之外，对于这些犯罪的未成年人，法律还有什么管制措施?《刑法》规定，“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请注意此处的用词，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此情此景下，政府仍然没有爽快地承担起它应承担的教养之责。
为什么说在中国的国情之下，未成年人的教养之责本就该是政府的职责与义务。我们且不提理论上政府对于公民的种种义务，就说一个很直白的事实，当下有多少未成年人犯罪是留守儿童造成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参见《越轨的少年犯罪背后：不捕不诉率升高，超八成发生在农村》)
湖南沅江那位12岁就弑母的小孩就是个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怎么产生的?持续了几十年的打工潮啊。进城的农民工对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贡献，无论多么高估都是不过分的。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1万人。1.7亿人外出打工，他们在为家庭谋生、为国家创造财富，但他们实在很难兼顾子女的教育。哪怕只因亲子两地、家庭教育缺失，导致子女犯罪的比率只是万分之一，那也是上万人啊。
享受着农民工带来的巨大劳动力红利的政府，难道不应该对这上万的悲剧加以弥补，尽可能填上家庭教育的不足?但事实如何呢?正如蒋楠法官所指出的，“目前‘政府收容教养’的虚置，从主体、场所、程序上都缺乏明确规定。尤其是劳动教养制度取消后，公安机关因缺乏执行场所更是流于形式”。
好了，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家庭教育失能、政府收容教养不到位的情况下，那司法机关该怎么做?答案是：没法做。因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摆在这，刑法谦抑性的“政治正确”搁在这，最终导致的是未成年人犯罪不捕不诉率升高。
初看起来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不捕不诉，是对未成年人的关照、体恤。但要知道，从具备攻击能力的熊孩子成长为熊大人，其实也只要几年左右的时间。在其犯罪时，司法机关不能立施惩罚以行教导，他日被啮时，“大痛晕倒”的就不只是熊孩子的母亲了，还有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