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刚毕业不久的王浪，未来原本有着无限可能。然而，2017年12月10日晚之后，他的命运却被彻底改变。

不慎将借着酒意逞强耍狠的陌生人打死，让他被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二审中，检察机关认为咸阳中院的一审判决“定罪准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没有认定王浪的行为是防卫过当，九年量刑过重。辩护人则提出，王浪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负刑事责任。

目前，该案正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尚未宣判。

“请法官告诉我，以后遇到这种事，我怎么做才是对的？” 王浪在法庭上反复问法官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当它出自一个前途堪忧的年轻人之口。

对与错的判断，取决于人们看待问题的观念与立场。树立起了正确的观念，才能避免在对与错的判断上误入歧途。对正当防卫制度的理解亦是如此。

正当防卫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代表着国家对正当防卫行为的肯定与支持。国家会做出这种选择并不难理解，因为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目的是制止不法侵害。

“不法”意味着不正当，制止不法侵害当然是可以的和值得鼓励的，法律应该选择同正义站队。

道理虽说通俗易懂，实务界却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防卫人应当“积极退让，消极防御”。这种观念进一步演化出，认为防卫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正当防卫，能躲而不躲就是有伤害故意。

这种认识之所以错误，在于其理念同法律的初衷背道而驰。不法侵害是不正当的，制止不法侵害当然是正当的，不然也不会称之为正当防卫。

与实施不正当行为的侵害人相比，防卫人当然值得优先保护。要求防卫人尽可能退让不法侵害人以求苟全，客观来说，纯属是不讲原则的脑残式要求。

这种观念还引申出，公**民遇到不法侵害应当优先报警的说法**。这种认识当然不能算错，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至少降低防卫人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然而，这仍然是一种是似而非的说法，不合理地加重了防卫人的义务。

因为如果我们有时间从容打电话报警，只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我们提前发现了不法侵害的苗头，要么是不法侵害已经结束。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并不存在“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根本不存在正当防卫的前提。

俗话说“远水救不了近火”。面对不法侵害，放着正当的制度不利用，不积极自卫，却要冒着被侵害的风险等待遥远“援兵”的到来，这基本上是一种违反人性的要求。

要求优先报警、要求迫不得已、要求不准备工具，对防卫人的种种苛刻要求，体现出的是对正当防卫制度本身的谨慎。至于原因，则五花八门。赞成者主要是认为，如果对正当防卫的认定过于宽松，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诱发道德风险。

正当防卫案件往往涉及到公民的生命权，谨慎确实必要。但是，某些一直存在的想象，也不一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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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宽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就会被坏人利用的说法，是一种“滑坡论证”方式。这种论证不是不可以。然而，如果危害后果本身就是假设出来的，那么这种论证就是似是而非的。

不法分子利用正当防卫制度的表现，主要是防卫挑唆。它是指防卫人故意激怒对方，引诱对方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正当防卫”的借口，实施加害行为。

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面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能百分百得手。采用这种手段极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加害人不会想不到这种简单的道理。

因此，这种“赌命”式的作案方式多见于影视剧，现实生活中没有谁会轻易冒这个险，实际的案件数量极其有限。

况且，没有不法侵害就没有正当防卫的前提。有些司法人员要求防卫人遇事先报警，为何被挑唆的人就不可以优先报警？不论实施不法侵害的动机是什么，既然主动实施了不法侵害，就应当遇见到会遭遇防卫。

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利用正当的制度做什么当然是正当，没有担忧的必要。如果没有不法侵害怎么可能利用正当防卫制度侵害他人呢？如果存在不法侵害当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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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当防卫制度的理解，取决于观念。如果鼓励正当防卫，那就不应苛求防卫人，而应设身处地的考虑。不能表面上肯定、鼓励正当防卫，认定上却为防卫人设置种种苛刻条件，搞理论上肯定，实践中否定那一套。

“面对不法侵害，怎么做才是对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在于当前对正当防卫制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裁判尺度。相信随着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理论的进步，司法人员可以明确地告诉被告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