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一年快过去了，张扣扣等来了一审的判决。

　　经过一整天的公开审理，汉中市法院一审宣判：张扣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张扣扣称对判决不服，当庭表示要上诉。

　　案 件 回 顾

　　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三门村发生一起杀人案，致2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命案发生两天后，犯罪嫌疑人张扣扣投案自首。

　　2019年1月8日上午9时许，张扣扣出现在陕西汉中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法庭。应张扣扣在庭前会议的要求，这次庭审采用了图文直播的方式，公开庭审全过程。

　　下午5时许，在经过近8个小时的庭审后，审判长就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宣判，判处张扣扣死刑。

　　此前，陕西高院驳回了张扣扣父亲张福如对于1996年王正军殴打汪秀萍致死案的申诉。

　　▲张扣扣进行最后陈述

　　张扣扣到底为何杀人?

　　张扣扣为什么要杀人?这是本案的问题起点，也是事件核心。

　　辩护律师：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

　　1996年，年仅13岁的张扣扣亲眼看着母亲在自己怀里断气、死去，尸体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律师认为，童年时的巨大创伤可能导致他患上了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

　　律师认为，张扣扣是被仇恨的欲望所裹挟，被复仇的情绪所支配。而这仇恨的种子，却是别人播下的。张扣扣本人也是受害者，也是牺牲品。

　　辩护律师也详细分析了张扣扣的复仇心理过程：

　　(1)王家对其母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

　　(2)眼睁睁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

　　(3)目睹母亲的尸体在马路边被公开解剖;

　　(4)内心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羞辱;

　　(5)内心的愤怒被激发，心理失衡，产生强烈的复仇欲望;

　　(6)王正军被轻判，王家没有道歉和足额赔偿，复仇的欲望未能排遣;

　　(7)社会融入不畅，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强化了复仇欲望;

　　(8)暴力反击，复仇欲望发泄，心理恢复平衡。

　　检察机关：96年的案件只不过是借口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扣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张扣扣其实是打着“为母报仇”的旗号，掩盖其宣泄工作生活不如意之实;其杀人动机的产生并非是由96年案件引起，而是因为其自身原因，对生活现状不满，对未来失去信心，为宣泄其情绪所寻找的出口。

　　张扣扣将自己生活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完全归结为其母的死亡和王家人所为，在这种荒谬逻辑下，在这种严重扭曲的心理支配下，最终用这种违反天理、国法、人情的，极端残忍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不满，来逃避现实中的困境，这才是张扣扣杀人的真实动机所在。

　　极端自私的个人“恩仇”,绝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借口和理由。促进司法公信力提升，推进国家法治进程，需要大众、媒体更加合法、理性，有效参与。

　　判处死刑是否存在

　　人情与法理的冲突?

　　此事引发了网络上的大讨论，有人将张扣扣称为为母复仇的汉子，应当适当减刑;也有人认为张扣扣背负三条人命，罪大恶极，不可饶恕……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

　　对于社会上诸多疑问，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副教授马寅翔就张扣扣案进行详细解读。

　　0122年前的案子对张扣扣杀人案有何影响?

　　教授：22年前母亲被害的案件成为张扣扣杀人案的直接诱因，但从张扣扣实施的杀人、毁坏财物等行为的打击面来看，已经超出了单纯为母报仇的限度，且属于预谋性的犯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很难获得减刑。

　　02一审判处张扣扣死刑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教授：从报道事实看，张扣扣是为了替母亲报仇而实施的杀人行为，原本这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但由于张扣扣杀死三人的罪行极其严重，且是有预谋地实施，主观恶性极大，因此即使在具有自首这一法定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旧并没有从轻处罚，而是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这符合刑法关于死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刑法修正案》9中规定：执行死刑条件由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等发生重大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如故意杀人，绑架，抢劫，强奸，贩毒，等危害国家刑法都有可能会执行死刑。)

　　03人伦价值观和法理冲突时，法律如何裁决?

　　教授：张扣扣的行为属于所谓的血亲复仇，这种私人复仇的习俗在古代曾颇为流行，但后来因为私人复仇容易导致过度报复和滥杀，不利于社会稳定，后来就逐渐被国家所禁止。张扣扣的行为明显属于借复仇之名过度滥杀，对其判处死刑并不存在人情与法理的冲突。当然，如果其仅仅杀死了当年害死他目前的凶手，法律上也绝不会罔顾人伦，很大概率上会适当减轻处罚。

　　04张扣扣案和于欢案有什么区别?

　　教授：虽然看起来都涉及母亲，但于欢案的主要特点是正在遭受不法侵害，因此存在实施正当防卫的条件，减轻处罚于法有据。而张扣扣案则属于事后报复，且手段凶狠，不存在像于欢案那样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

　　附检察机关公诉意见书全文

　　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意见书

　　被告人：张扣扣

　　案由：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起诉书号：(略)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2018年2月15日，正值农历年三十，人们都处在欢度春节的喜庆、祥和气氛中。被告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因其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引起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惊愕恐慌，更是引发了全国人民的震惊和广泛关注。

　　案件发生后，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随后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严格执行各项办案规定，遵守办案期限，以程序合法确保案件实体公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八条和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我们受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一、被告人张扣扣犯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通过今天的当庭举证，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张扣扣的犯罪事实。

　　1、现场二十余位群众目睹了被告人张扣扣行凶及毁坏财物的全过程。

　　案发时正值2018年大年三十的中午，三民村村民祭祖返回之际，被告人张扣扣头戴黑色长檐帽子、面戴深色口罩、脖缠粉色T恤，突然窜入人群，手持事先准备的单刃尖刀，首先对毫无防备的王正军进行割喉、捅刺致其倒地;在众人惊慌逃散时追上王校军捅刺其胸部，并将其追至路边水沟中反复戳刺其要害部位，将其杀死后又迅速返回对王正军进行第二次捅刺;接着窜入王自新家院中，对王自新反复捅刺致其当场死亡。后返回自家，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及自制汽油燃烧瓶，到被害人王校军的小轿车停放处，对该车进行砍击、燃烧，并对前来阻止的村民持枪威胁。上述各细节过程均有多位证人予以证明。

　　2、收集在案的多组客观性证据可以锁定本案系被告人张扣扣所为。

　　在被告人张扣扣所穿衣物上分别鉴定出了三被害人的血迹，证明这些血迹是张扣扣在三处不同地点连续向三被害人行凶时喷溅所致。在张扣扣指认下打捞出的作案工具单刃刀上检出两人以上血迹，该隐蔽性证据证明其为张扣扣杀害三名被害人时所持凶器，并于案发后被其丢弃;在烧损车辆后座上提取的菜刀上检测出张扣扣的血迹，证明张扣扣是在连续用力向三名被害人捅刺时致自己手部受伤，后又手持该菜刀击打毁损被害人车辆的事实;以上物证分别经被告人、相关证人的辨认予以确认，与鉴定意见相互印证，能够确认是被告人张扣扣实施了本案的犯罪行为。

　　上述证据结合现场勘查、尸检鉴定意见、相关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其他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充分证明了起诉书所指控的被告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的犯罪事实。

　　二、被告人张扣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1、本案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严重暴力犯罪。

　　被告人张扣扣作案前几日便通过其家中窗户。观察分析被害人一家的活动情况。在掌握了被害人一家的进出活动规律之后，伺机作案。先后在集镇上购买了单刃刀、玩具手枪。考虑到被害人可能驾车躲避，又借用他人摩托车，从中抽出汽油做了多个燃烧瓶。同时还准备了用来伪装自己的口罩、长檐帽等物品，精心地进行犯罪准备工作。案发过程中，被告人持单刃刀，直接对三名被害人致命部位进行反复捅刺。当王校军被刺倒后，又返回对已经倒在血泊中的王正军继续进行捅刺;在连续多刀捅刺年过七旬的王自新之后，怀疑其倒地装死，又扯开其衣领，在脖颈补刀。尸检表明，被害人王正军身中24刀，王校军身中9刀，王自新身中16刀;这49刀主要围绕被害人的胸、腹、颈部等要害部位，足见其杀人犯意之坚决，作案手段之凶残。

　　2、本案是一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恶性案件。

　　被告人张扣扣选择的作案时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在年终岁满的大年三十的正午;其选择的作案地点是在村委会旁、村民返乡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其选择的作案时机是在大多数村民阖家团圆、祭祖回乡之时;在光天化日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老弱妇孺之前，刻意伪装、公然行凶连杀三人，其恐怖的行为造成周围群众惊愕、恐惧和逃散。又在纵火烧损汽车之后，掏枪威胁前来劝阻之人，并在作案后潜逃。其极大的人身危险性，也给人民群众心理蒙上了阴影，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三、被告人张扣扣主观恶性极深，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纵观全案，无论是犯罪前、犯罪中，还是犯罪后，其藐视法律实施暴力犯罪的故意坚决，甚至至今仍无任何悔罪表示，足见其主观恶性之深。

　　1、作案前，其选择的作案对象不仅仅是三名被害人。张扣扣曾多次供述“本来我想等老二回来一起动手报仇，但是老二一直没有回来，我等不及就动手了”;事实上，从其犯罪预备来看，其就是在等待被害人全家祭祖时，四名男性同时在场的杀人时机，其杀害对象还包括王家二子王富军，只是王富军因故一直未返回，张扣扣才未能得逞。

　　2、作案后，投案并非其接受法律制裁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投案后其供述“从我作案之后我一直都在逃跑，躲避你们民警对我的抓捕，我逃跑累得没办法了，身上又没有钱和吃的东西，以我的性格是不会束手就擒的，我选择投案主要是身上没有钱，如果有钱的话我肯定不会投案，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可见其投案只是出于走投无路，在本人没有钱财证件、没有可以信赖的亲朋、同时又受到公安机关布网抓捕的客观压力下，才做出的被迫之举。

　　3、到案后，故意误导侦查，浪费司法资源。张扣扣起初对于杀人凶器的去向故意作虚假供述，误导侦查人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错误的地点进行打捞，其目的是“我随便说个地方让你们警察慢慢去捞，鹿头堰水域比较复杂，水面比较大，打捞比较困难，给你们警察增加工作难度，反正就是不想让你们捞到刀，好毁灭证据”，足见其对抗侦查，不愿悔罪，浪费司法资源的恶意。

　　4、时至今日，被告人仍无任何悔罪表现。被告人张扣扣当众行凶杀害被害人三人，应当认识到任何人都无权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应当认识到其行为会造成被害人家属的极度痛苦，应当认识到其行为造成了群众的恐慌不安，破坏了安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应当认识到其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对此，被告人张扣扣应当对被害人亲属表示忏悔，应当对父老乡亲表示忏悔。但是被告人张扣扣直到今日庭审，仍然坚持其所谓的“报仇有理”，认罪但不悔罪。

　　以上四点表明，被告人张扣扣虽当庭认罪具有自首情节，但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又无悔罪表现，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四、被告人张扣扣走向犯罪的根源

　　案件发生后，被告人张扣扣称其杀人是“为母报仇”，其父张福如、其姐张丽波也向媒体宣称是由于96年其母被杀、判案不公引发本案，事实真相真是如此吗?

　　1、揭示本案的犯罪根源，需要了解被告人的工作生活经历。

　　被告人张扣扣初中毕业后即外出打工，期间曾因找工作被骗;03年服役两年后的张扣扣回乡，用曾经辛苦劳作积攒的钱款，两次帮助家里修建新房，但这与其想要有钱有车，能够自驾游的目标相去甚远;为赚取更多钱财，其选择与他人合伙做生意，辗转于安徽、河南等地时，却又两次被传销所骗;后由于被告人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学习适应能力不强、也无一技之长，虽然在杭州等地打工，还是收入不高，不能满足其旅游爱好。后为能尽快挣大钱而远赴阿根廷、斐济，在远洋货轮上打工，但仅三个月就因工作环境艰苦、收入比预想要低，又与同事交恶等原因，于17年8月返乡;至案发前，其再未外出打工。在家期间，又因未成家、需要钱交电费、修房子等琐事与其父多次争吵。

　　纵观张扣扣工作生活经历，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出打工、经商都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知识储备、增强竞争意识、提高自身技能、增加社会经验来应对。但张扣扣对自身能力认识不清，遇到挫折后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反省自身的短板和不足，没有通过改变和提高自我来适应当下的竞争环境，反而好高骛远，一蹶不振，正如其供述的“打工打工，两手空空，穷得只剩一条命了，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对人生也迷茫了”。

　　2、揭示本案的犯罪根源，需要探寻被告人的真实心理活动。

　　被告人张扣扣遇到挫折不能正确面对，他自己供述“我在外面打工好多次被骗，生活工作也不太顺利。这个社会没有人情味，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从我被骗以后，我不相信任何人，我只相信钱，因为钱是万能的，所以我就想办法挣钱，没有挣到钱，加上我多次外出旅游，相当花钱，手头上也没有多少存款，思想压力非常大，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这说明张扣扣已经因其工作生活的不如意，陷入了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后在其二次返乡之时，因为无法自我排解而将负面情绪完全归结于他人，陷入了更大的错误逻辑之中，他说“我是一个不甘平平凡凡过一辈子的人，如果平凡过一辈子还不如死了。那天我在我家窗口又看到王自新的三儿子王三娃，我当时就在想我妈22年前被他用棒打死，王三娃认为这个事情对他来说过去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事还没有结束。我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我就产生了把王三娃杀了的想法”;可见此时的张扣扣已经因为没有宣泄途径，而选择了被害人一家作为宣泄对象。他其实是打着“为母报仇”的旗号，掩盖其宣泄工作生活不如意之实;其杀人动机的产生并非是由96年案件引起，而是因为其自身原因，对生活现状不满，对未来失去信心，为宣泄其情绪所寻找的出口。所以其才供述“如果我生活过得好了，自己有钱娶妻生子了，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对此，其姐张丽波也证明“我弟弟张扣扣如果早点结婚成家了，就不会发生杀人的事情了，他自己有家庭了，心里头就有牵挂，做事情考虑的就多了”;所以说，96年案件只不过是张扣扣杀人的借口而已。

　　3、揭示本案的犯罪根源，需要明辨96年案件的事实真相。

　　96年案件在本案案发之后，经过张扣扣家人申诉和上诉，已经由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查，认定96年案件判决依法有效，不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两级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均对该案进行了实体部分和程序部分的复查，对包括媒体关注的如“张福如申诉原审判决内容是什么、案发时王正军是否是未成年人、是否存在他人顶包的情形、对王正军为何以故意伤害罪定罪、是否存在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赔偿款是如何确定的、王正军为何被准予假释”，等问题均进行了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定，刚才质证环节也已经详细出示。我院也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对96年案件进行了调卷审查，对其事实认定是否准确、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服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均进行了核查，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与两级法院对该案刑事部分的认定结论相一致。

　　96年案件系邻里之间的琐事引发，张扣扣母亲汪秀萍先向王富军脸上吐唾沫，引起争吵后又先持扁铁打伤王正军头面部并致其流血，王正军才临时起意从现场捡起木棒，向其头部击打一下，之后再无其他加害行为。这些事实都有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姐姐张丽波及其他数名目击证人证明，且张丽波证明王正军与她同岁当时未满18周岁;故原审判决认定被害人张扣扣之母王秀萍有过错无疑，认定伤害行为系王正军实施不存在顶包问题无疑，认定王正军作案时系未成年人无疑，对其以故意伤害定罪适用法律正确，对其处以七年有期徒刑的量刑适当。这说明无论是对现在还是对过去的案件审查，司法部门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让证据来说话，而非任何个人的主观臆断。22年前对于96年案件，有6名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都一致，其中包括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姐姐张丽波，为何现在因为张福如、张丽波做出与当初证言完全相反的陈述，就引起了对96年案件的质疑?这些质疑很多都是对事实的误解。为何在22年前，张家任何人都未对案件的任何问题提出质疑?为何张扣扣之姐张丽波明知王正军当年不满十八岁，却在现在质疑其年龄?为何在本案案发后张丽波和张福如向媒体作出与之前完全相反的陈述?显然，在96年案件判决刑事部分处理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张扣扣家人提出的这些质疑理由，其根本目的不针是对原96年案件，而是为张扣扣杀人所寻找的借口。

　　所以，以上所揭示的张扣扣犯罪根源的三个方面，足以说明本案系多因一果。张扣扣将自己生活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完全归结为其母的死亡和王家人所为，在这种荒谬逻辑下，在这种严重扭曲的心理支配下，最终用这种违反天理、国法、人情的，极端残忍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不满，来逃避现实中的困境，这才是张扣扣杀人的真实动机所在。

　　五、本案的警示教育。

　　本案之所以受到媒体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其焦点问题就在于本案和96年案件的关联性，“为母报仇”是否是其杀人动机?96年案件是否存在司法不公?这两个问题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而网络上的大多数讨论也是没有任何证据基础的，基于证据和事实的法律判断，才是现代文明社会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应有的态度。围绕这两个问题，公诉人以本案的事实证据为基础，结合本案特点提出如下意见。

　　1、极端自私的个人“恩仇”,绝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借口和理由。

　　本案的被告人张扣扣实施其所谓“为母报仇”的杀人行为，是我国刑法严厉禁止的犯罪行为。众所周知，杀人行为根本没有对错之分，法治社会只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和问题，任何人都无权使用法律之外的手段来惩罚他人。如果人人都把自己当做正义的使者滥用私刑，那么人人都可以枉顾法律，任意犯罪，如此社会秩序如何稳定，社会和谐如何实现?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只会让社会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必须坚决杜绝。如果给连杀三人的张扣扣贴上“为母报仇”的“英雄标签”，那就混淆了一个法治社会基本的是非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