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张扣扣案件两名辩护律师的代理词在网路上流传甚广，围观者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是赞成的，二是否定的。本号连续撰写了两篇文章，表达自己的反对观点，但仍感觉言之未尽。就在昨天，张扣扣辩护人之一的邓学平律师又撰写了一篇《为生命辩护—需要怎样的辩护词》，坚持和阐明自己的煽情辩护风格，足见其并未认识到自己辩护风格之危害，甚至涉嫌违规。

　　一、辩护词所依据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且与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相悖

　　邓律师在《给张扣扣留下一条生路》的结案辩护词里，开篇就给观众推出了以下事实：“一是王正军打他妈妈的那一棒;二是妈妈在他怀里断气的时候，鼻子、口里都是血，鲜血在喉咙里面“咕咕咕咕”地作响;三是妈妈的尸体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现场几百人围观。张扣扣亲眼看到妈妈的头皮被人割开，头骨被人锯开。”

　　该事实邓律师文中交代了来源，是张扣扣告诉他的。作为一名律师应该知道，单方面陈述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吗?而且，该事实与法院已经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书、与两次法院复查案件后认定的事实，均有矛盾之处，且与常理不服。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事发时是晚上7点，张扣扣母亲汪秀萍被王正军头部猛击了一棒，后当晚10时许汪秀萍死亡。且不论头部重击会不会造成口鼻出血，母亲会不会在十三岁的孩子怀里死去，会是发生、或有必要法医将张某某母亲尸体拉到马路上公开尸检吗?

　　就是这些与法院认定事实不符、自身疑点矛盾重重的事实，却被邓律师拿来作为论证其辩护观点，进而作为广而告之文章的事实基础。如果邓律师没有辞职，还坐在公诉人的位置，会不会认为这样的事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然而，律师的光环下，居然很多人义愤填膺的信了这些“事实”，并要求查证。

　　二、将未经证实的事实推广社会，有煽动和误导民意之嫌

　　在邓律师的《为生命辩护—需要怎样的辩护词》一文中，其谈到了自己撰写辩护词如此风格的目的——“司法的合法性源于它对社会的满足和对正义的回应，”，于是乎，期待法院能够注意到社会民众的呼吁，其在旨在广泛传播的文章里就将张扣扣塑造成了一个“受害者”、“牺牲品”、“行为良好者”、“无路可走者”，已然不顾庭审查明的事实和以往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根据查证事实：2018年春节前，张扣扣为了复仇，准备了单刃刀、汽油燃烧瓶、玩具手枪、帽子、口罩等作案工具，并暗中观察王正军及其家人的行踪。2月15日张扣扣戴上帽子、口罩等进行伪装，携带单刃刀、玩具手枪尾随王正军等被害人，进行突然袭击杀害。2月15日杀害三人后逃离现场，直到2月17日张扣扣才到公安机关投案。

　　律师为法庭上为被告人辩护无可否非，但如果将辩护词公之于众，就需要考虑社会效果。如果公之于众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与生效法律文书事实不符，就有煽动和误导民众之嫌，进而让人怀疑是想通过舆情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

　　从近几日的那篇流传甚广的《给张扣扣留下一条生路》辩护词文后留言来看，民众确实相信了邓律师文中描述的“一、……二、……三、……”之未经证实的事实，画面感十足的残酷事实，犹如当年相信了于欢看到了其母亲“被头按吃屎”、“生殖器蹭脸”一样，邓律师也达到了煽起“社会的满足和正义的回应”之目的吧?

　　三、擅自认定旧案司法不公并认为公力救济不满就可以私力复仇，危害极大

　　邓律师在《给张扣扣留下一条生路》一文中写到，“法院垄断了法律裁判权，但法院垄断不了正义评价的标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23年前的那场审判，无法给予张扣扣足够的正义感受。”，“王正军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法律制裁，但案结事未了，张扣扣的心灵创伤并没有被抚平，张扣扣的复仇欲望也没有被排遣。”，进而开始论证“有利于社会的仇恨排遣通道统统阻塞了，只留下了一条暴力反击的通道。”这是一名律师应该告诉社会的法律思维吗?即使不讲本职法律工作，作为一名文明社会的现代人，应该公开告诉世人得不到正义的感受就可以暴力反击吗?

　　试想，如果张扣扣被终审判决免于死刑，被张扣扣杀害的三人的家属感到不公，找邓律师咨询，邓律师是不是也会告诉他们，感受到不公而又感到“社会的仇恨排遣通道统统阻塞”，就可以“只留下了一条暴力反击的通道”?如果被害人迁怒于为凶手辩护的律师，他们会如何做?不是也发生过律师被报复杀害的案件吗?

　　法萌君认为，作为一名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法律人的职业特点要求我们，应该成为社会矛盾纠纷处理的参与者和调和者，而不应成为社会矛盾的制造者和诱发者，更不能成为社会认识的撕裂者。

　　如果为达到个案的代理效果，枉顾客观事实和已效判决，肆意掀起社会对立和不满，不仅有违职业操守，更可能贻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