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此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之一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草案拟对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

从法律伦理讲，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合法杀人”的死刑有悖文明理性，废除死刑是基于人类文明对生命的尊重。从更大方面说，废除死刑是顺应世界法治潮流，当今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保留少量死刑。尽管在目前国情和国民意识基础下，我国要废除所有死刑尤其是贪婪犯罪死刑并不现实。

但是，秉持“少杀慎杀”刑事司法政策，立法逐步减少死刑尤其是财产类犯罪死刑，仍为必要。早在1998年，我国即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诺了公约义务：“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死刑一般应与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犯罪相关，拟“废死”的9种犯罪显然不属此列，对此立法“废死”，也是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

事实上，我国刑法高达400多个罪名中，常见犯罪只有30个左右，现有的55个死刑罪名中有不少在死刑适用上处于“沉睡”状态，而刑法只是社会防范的最后一道防线，死刑的效用也十分有限，不能指望刑罚特别是死刑来毕其功于一役。譬如，在死刑的“高压”下，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每年来不降反升。

拿集资诈骗罪来说，又称“非法集资罪”，意即只有国家、或“官方”金融才能融资集资，否则即为“非法”。为了保证金融安全，国家对融资行为适当监管是必要的，但如不顾市场发展需要，认识不到大量存在的民间融资借贷是国家金融的有益和必要补充，视其为洪水猛兽，统统打入“地下”，仍难脱计划经济巢穴。这种情况下，集资诈骗罪多发实质就是一种市场羸弱、金融垄断下的制度之殇，而“严惩”与犯罪同生共长的现象警示我们，用重刑来维护金融垄断与安全实不可取，“以刑去刑”思想要不得，如果能以其他刑罚达到相当震慑效果，就不需要使用死刑这样的刑罚。著名的浙江“吴英”非法集资案，从最初浙江法院判处死刑，到最高法院未予核准，正体现了刑事司法的歉抑理性。

继刑法修(八)取消13个罪名的死刑后，刑法修(九)拟再次对9种犯罪“废死”，相应死刑罪名减少至46个，从数字上的递减变化，可以读懂“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中，从迷信严刑峻法到废除“以刑去刑”，又迈出了法治进步的可喜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