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诉时效，是指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刑法》根据不同的刑期、刑种，规定了5年、10年、15年、20年四种追诉期限。超过相应期限的，国家的追诉权即归于消灭。这样的规定体现了《刑法》的谦仰性和刑罚的目的性，也有利于督促司法机关及时采取措施惩治犯罪。追诉时效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对于社会危害特别大或利用时效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人，《刑法》还规定了超期追诉、时效中断和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等例外情形，以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职务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同样有追诉时效的问题，然而由于《监察法》实施后并未涉及相关内容，《刑法》也未作出相应衔接修改，导致此类犯罪在追诉时效上面临实践新问题。

　　问题一：追诉期限无法“刹车”。《刑法》第88条规定了两类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即“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和“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理论上一般把上述情形称为追诉时效的终止，也即存在上述情形的，《刑法》便剥夺给予犯罪人的时效保护。《监察法》实施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于监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职务犯罪案件整体上不再经历刑事立案、侦查等环节。如此，职务犯罪便不再能适用《刑法》第88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在追诉期限内，监察机关已立案调查、且被调查人逃避调查，或者如报复陷害罪等案件被害人提出控告，追诉时效也无法“终止”。想象一下，假设某市政府副秘书长2018年5月受贿299万即潜逃国外，随后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发布通缉，十年后抓获归案，但却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显然有违《监察法》立法精神，也破坏了《刑法》的统一性、平等性。

　　问题二：超期追诉难以“操作”。这个问题不如上一问题紧迫，但也是法律衔接应该考虑的体系性问题。《刑法》第87条第四款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侦查机关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我国实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机制，除自诉案件外，追究犯罪刑事责任均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因而《刑法》对超过二十年追诉期限犯罪的追诉，以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不起诉，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监察机关也不是侦查机关，对于贪污受贿等法定刑为死刑的职务犯罪，经过二十年追诉期限后仍认为需要追诉的如何核准？按照目前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显然无法操作核准追诉问题。

　　建议：推进“法法衔接”予以解决。《监察法》作为全新立法，实践中既需要自身的不断完善，也需要推进相关法律的配套衔接修改。在职务犯罪追诉时效问题上，一方面是尽快修改《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把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增加“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后逃避调查的”的情形，同时明确职务犯罪超过二十年期限的核准追诉报请机关及衔接程序；另一方面对应《刑法》时效规定，在《监察法》中适时纳入相关内容，并对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监察机关撤销案件的情形，增加“超过追诉期限的，应当撤销案件”。在有关法律作出修改之前，对于监察机关已立案调查但过追诉时效的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由于《监察法》并无撤销案件的相关规定，仍宜移送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作不起诉处理；对于未过追诉时效的，经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后，被调查人逃避调查的，能否探索通过适当方式明确以公安机关通缉为限，一旦通缉，相当于引入了刑事侦查措施，则不再受追诉时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