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7期(总第224期)

　　【裁判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储蓄人主张与银行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应当证明其与银行分别作出要约和承诺，符合合同成立要件。当储蓄人依据犯罪分子伪造的存单主张与银行成立储蓄合同，人民法院应判定储蓄人与银行是否就储蓄事宜分别作出要约、承诺。在不能认定双方成立储蓄合同情形下，储蓄人依据伪造存单提起的诉讼，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

　　(一)关于李德勇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订立合同必经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本案中，判断李德勇是否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需要认定如下问题:

　　1.李德勇是否发出要约，即对农行云阳支行作出存款1000万元的意思表示。

　　本案查明事实表明，李德勇在农行云阳支行杏家湾分理处办理业务时，并未向柜员表示存款1000万元。李德勇称其明确向"行长"谭文力表示存款，应视为向农行云阳支行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该主张能否成立，关键在于谭文力能否代表农行云阳支行，即谭文力在与李德勇商谈存款事宜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应当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二是相对人无过失，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李德勇在与谭文力商谈存款事宜过程中，在以下方面存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一是，对谭文力行长的身份未经核实即轻信。李德勇是经刚认识的刘红等陌生人介绍认识"行长"谭文力，谭文力接待李德勇时并未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地点，而是在农行云阳支行云江大道分理处的办公室，作为"行长"的谭文力亲自带李德勇到柜台办理"存款"业务，李德勇因为疏忽，对谭文力作为"行长"不符合常规的做法未产生怀疑，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二是李德勇对存款过程存在的诸多不合常规操作米产生怀疑。谭文力交给李德勇的《承诺书》载明，农行云阳支行在三个月存款期内承诺对款项"不抵押、不查询、不提前支取"。上述承诺内容均为李德勇作为存款所有权人可以行使的权利，放弃权利的承诺应当由权利人作出。但"农行云阳支行"却对此作出承诺。李德勇应当注意到承诺书内容的不合常理之处。李德勇作为储户应当知道在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时，需向柜员表明业务办理事项，却未在柜台交易时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作为办理过银行存款业务的储户，应当知道存款应当填写存款凭条，存单应当由柜员直接交付储户。李德勇没有填写存款凭条，存单又是放在信封中从银行柜台递出，李德勇因疏忽轻信而未向柜台工作人员核实。三是，李德勇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利息的故意。钟道明承诺给李德勇每月5.5%的高息，换算成年息为66%，李德勇对如此高的利息未产生怀疑，亦未向农行云阳支行核实，主观上并非善意。因李德勇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谭文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李德勇向谭文力作出的存款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向农行云阳支行作出的意思表示。李德勇关于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室这一特定环境内，造成其相信谭文力行长身份，确信谭文力代表农行云阳交行，存款业务无需储户亲自到柜台向柜员说明的观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2.农行云阳支行是否作出承诺。

　　农行云阳支行并未向李德勇出具储蓄存单。李德勇称假存单由该行柜台递出，故储蓄存款合同成立。从程建履行职务角度看，其从柜台递出的是装有伪造存单的信封，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程建与谭文力共谋诈骗，故意递出信封以使李德勇相信存款事实的发生。程建因与谭文力的私人约定将信封递交给谭文力，无证据证明程建知道信封内装有何种物品。因此，程建递出信行为，并非其履行职务行为。从李德勇是否可以确信程建递出信封为履行职务行为看，程建在办理李德勇业务中，李德勇并未向程建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程建也未让李德勇填写存款凭条、未向李德勇出具储蓄存单。程建递交谭文力信封的行为不足以让李德勇产生已经存款的信任，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进而推定农行云阳支行与李德勇之间已经成立了数额为1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合同关系。

　　(二)关于农行云阳支行是否应对李德勇的1000万元款项承担兑付义务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一)认定当事人以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四)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根据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李德勇系依据存单提起诉讼，应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李德勇所持存单系伪造，该存单所涉1000万元款项并未向农行云阳支行交存，双方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李德勇依据犯罪分子伪造的存单，主张农行云阳支行兑付存单上载明的存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李德勇认为谭文力利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场所实施犯罪，造成李德勇相信谭文力"行长"身份，柜员程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过错，造成李德勇资金通过银行柜台被犯罪分子获得，农行云阳支行对其上述工作人员的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但在一审法院向李德勇释明其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可能不构成储蓄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李德勇仍坚持原诉讼请求而未就此提出其他主张，本院亦不宜于再审程序中作超越李德勇原审诉讼请求范围的审理和裁判。李德勇因1000万元款项损失与农行云阳支行产生的其他纷争，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