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的沈晶律师，很高兴来《法律大家谈》与大家探讨法律问题。

　　在继承文化上，“中国式继承”在考虑继承顺序的时候，其惯性思维是儿子第一。它往往通过子承父业的模式进行，这种思维的根源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也跟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有着某种藕断丝连的联系。
    “中国式”是中国特有的，跟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人文特点有很大关联，并不是说它只发生在中国。

    我们对“中国式继承”的几点判断是——中国民间财富正在悄然进行着规范缺失的代际转移,这种情形和感觉跟他们在20年前创业时极其相似；众多继承是按照双重继承(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同时转移)的模式进行的；法律的失语让地方政府在家族企业财富的继承中扮演着仲裁和协调人的角色。

    “中国式继承”是在民间依靠自发的力量和经验进行的，而无规范法律的指导。继承者们面临的挑战有如下诸方面——一是家族权威的重新树立;第二个压力来自于企业商业模式的再造，以保证企业业绩和生命周期的延续;第三方面的压力来自于企业管理文化的重新塑造;第四，人才和管理队伍的培养。

　　这种忽视来自于企业和社会两个层面——在企业界，第一代民间创业者虽然已接近自然退休年龄，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仍忙于创富，没想到也没有去安排传富。在一个针对企业家的小型调查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有没有立遗嘱”这个问题上所有被调查者全部选择了“NO”。很多企业以管理权的交接掩盖了财产权的继承。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突发悲剧下仓促安排继承的案例，也可以看到不少不太成功的传承。
    在社会层面，准备得并不比企业充分，而且问题更多。且不说中国在立法上是否清晰地表明私人财产继承的保护、在执法行政上能否有一套可执行的规范，单是国民心态和公众舆论的潜在压力就使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浮出水面”、展开全国范围的认真规划。

    子承父业式的财富继承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中国的法律在此是失语的。相反，由于中国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先天性紧密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在企业财富传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一个这样的企业的稳定,往往关系到其所在地的经济命脉。从李海仓等案例可以看出来，在创始人突遭意外身亡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从某种意义上保证了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平稳移交，但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应该是一种常态。

　　围绕着财富继承，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与税制(包括《公司法》、《物权法》、《继承法》、遗产税、赠与税等等)、有大量可资后人借鉴的遗产继承先例、社会有对巨额财富继承抱有的平稳心态、明朗预期。
    而我国迄今尚没有《继承法》，不少企业的产权还没有得到清晰界定,整个社会尚未做好接受和安排私人企业财富大规模代际继承与转移的准备。

　　影响顺利继承的因素除了前面提到的继承法律方面的不健全外，还有社会文化心理和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因素。
    中国人一向乐天知命，但如果真要涉及“身后事”问题还是比较忌讳的。就像一般中国老百姓不愿过早谈及“遗嘱”问题一样，以魄力和胆识著称的民营企业家们在谈到自己的“股权继承”问题时也是讳莫如深。
    民企的领导人不能过早对自己的股权继承问题进行安排的另一个原因是公司的经营情况。为什么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影响到“股权继承问题的安排”原因很简单,当这些民营企业家初创业时很难预计到自己公司的规模有一天会达到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

    企业继承在中国是个难题，在全世界范围是不是有成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呢？从2002年起，我们先后与一些国家的商业杂志负责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从国际同行那里知道，不单是在中国，企业继承也是个世界性商业难题。不同的社会文化，解决这个共同难题的办法和思路有些微妙差异。

    可以，在法律方面，国外的《继承法》要比中国完善。成熟的商业社会，对财富的继承也是习以为常的。
    继承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未来成熟的继承体系是建立于本土的社会环境、文化、心理等氛围下的，可能会借鉴国外法律体系方面的经验，但不会完全照搬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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