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适用生命刑呢?剥夺那个父亲的生命，他当然就失去了再犯的可能，表面上看“特殊预防”了。可是对这样一种行为科处极刑在法理上显然属于边沁所说的“滥用之刑”，在情理上也是大众心理很难接受的。再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相信，未来的不确定的死亡的威慑难以与眼前的确定的死亡相比，那么，一个理性人就没有理由不选择前者。换句话说，即便是死刑，也不能阻止濒临绝境的人们“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多么严酷的刑罚也无法与人的求生本能对抗。而当刑罚无效时，它就是无益的。正如边沁所说，所有惩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如果它应当被允许，那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恶。当我们对某种行为科处刑罚既不能“特殊预防”也不能“一般预防”时，我们只能说，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可罚性。

　　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一书中写到：如果生命是等价的，那么，就可以用牺牲生命的方法来保护等价的生命。在德国、日本等国，将牺牲较小法益保护更大法益的行为，称为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将不得已损害同等法益的行为，称为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我觉得，德、日刑法的规定是合乎法理合乎人性的。

　　或许我们真的不愿意接受法律纵容人们去“自相残杀”，去“弱肉强食”，我们都渴望在每个尖峰时刻总有人“路见不平一声吼”。但现实和愿望不同，道德与法律不同。我们要明确的是，“舍己救人”是一种道德境界，而不应是法律底线。所以，我还是认为，紧急避险中牺牲别人生命来保全自己生命的行为不是犯罪，不可罚。